记忆·身体·意识形态
2007-10-26 11:59:03  

　　对于他的浓厚的历史情结，摄影成了一种切实的化解手段。也许这是他从事摄影的动机之一。虽然是在拍摄电影过程中的一群演员所摆出的一个演出场面或者纪念馆中的一景，也会成为修补、确认他的、还有我们大家的历史记忆的机会。对他来说，摄影其实是一种象征性的活动，其真正的目的是探讨摄影如何记忆、确认记忆与现实的关系、揭发记忆产生、再生、传播的构造。有意思的是，他求助于某些大众文化生产的产品制造过程如拍摄电影等而潜返他的记忆的陆洲。它们的生产、流通与消费（或者说灌输），虽然有其商业与意识形态的动机，但毕竟也是一种记忆再造的活动。而刘铮正好借助它们，实现他复苏记忆、重现历史的目的。通过这样的拍摄，他得以把至今为止接受到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各种记忆与叙述作一次个人的确认与总结。但最终，这些图像并不仅仅仪停留于个人确认与总结上，而是作为一种新的记忆图像传播、渗透开来，溶入到以往的集体记忆中去，成为其新的组成部分。


　　对记忆的态度其实也是对待现实的态度。具体到刘铮，可以说既反映了他对历史的态度，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摄影的态度。在面对过去时，摄影的局限性显而易见。面对摄影的真实性问题，他的图像使摄影只能是一种历史片断、真实事物在胶片上的结像的摄影意识形态面临挑战。刘铮自己说：“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意识到许多概念，例如真和假、虚和实，而且逐渐地这些概念的划分对我来说也失去了意义。因此《国人》对我来说虽然始于纪实却成于观念。”刘铮不为摄影的与生俱来的记录性所束缚，大胆地运用自己的影像来重新塑造记忆。他在集体记忆的基础上重新加工记忆，因此这既是他的个人记忆（他经历的拍摄电影与参观博物馆的事实），又是一种个人化了的集体记忆。他在灵活处理“真与假、虚与实”这些矛盾的同时，其实也暴露了纪实摄影本身的局限性，他最终认识到，摄影仅仅只是用于见证是不够的。摄影也可以用于确认历史、用记忆来复制、繁殖、再造记忆。摄影只有在打破了真实性的樊篱之后，才有可能获得对真实的真正理解。一个悖论是，《国人》魅力就在于这种放弃原则、模糊记忆与现实的边界的态度。通过这种看似机会主义的方式，刘铮给我们带来了重新思考历史、记录、记忆、真实、虚构、摄影等概念的机会。


从社会的身体到想像的身体


　　在刘铮强烈饱满的构图与精妙的光影控制下，他的中国人形象从一种沉闷而又激越、绝望而又希望、阴暗而又亢奋、虚无而又现实、俗艳而又孤高的氛围中倔强地徐徐浮现，如一面又一面的镜子折射我们内心的黑暗、悲怆与孤独，呈现了存在于生命存在根源之处的生死的纠缠与情欲的悖错。这些照片如一束束强光，在刹那间照亮了我们的暗部，展示了在这个疯狂时代中的“沉重的肉身”（刘小枫语）的无可奈何的沉沦与挣扎。艺术表现的谱系中，身体一直是一个集约了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伦理观、审美观和文化观的主题元素。刘铮对这个主题元素的始终如一的、全方位的甚至显得有些偏执的长久追踪，使得他的照片在表现中国文化中的身体与欲望的纠缠、身体与文化的格斗、身体与社会的对峙等主题时展现了独特的说服力。显然，刘铮所呈现的中国人形象已经远远超越一般意义上的纪实肖像摄影（姑且这么定义）的范畴而成为一种解读当下中国社会心态、历史文化心理与身体现实的视觉文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刘铮的风格是存在于和生活在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的“国人”们的身体所建构起来的。无论是他的雕塑照片《象征革命的城市雕塾塑，１９９９，辽宁，沈阳》（图４）中的象征革命与禁欲的激越、夸张的身体姿态还是北京蜡人馆中的皇帝的委琐的裸体（《“皇帝与民女私通”，蜡像，２０００，北京》，图５）；无论是游走于乡间的大蓬所演出的作为消费的舞女身体（《大蓬中的男扮女装表演，１９９９，河南》图６）还是在监狱中的受到多重意义上的囚禁的身体（《一个戴眼镜的囚犯，１９９５，河北》，图７）。总之，是这些身体构成了《国人》，使“国人”的意义变得具体充分，也使中国的社会现实有了一个具体的视觉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