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身体·意识形态
2007-10-26 11:59:03  

── 关于刘铮的《国人》 


　　至今为止，刘铮的摄影只有一个主题：中国人。出现在他的这个庞大作品群《国人》中的种种中国人形象出处繁多，既有出现在传统文化样式如京剧中的戏剧人物形象与现代文化装置如博物馆中的泥塑人物，也有来自当代中国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物形象，如囚犯、僧侣、劳动者、村民、童工等。此外，这个作品群中还出现了不少从传统审美观与价值标准看不宜入影的奇奇怪怪的世间怪物，这当中甚至包括了尸体与畸型儿标本。刘铮以此象征他心目中的中国文化传统与心理的暗部。这些“国人”们往往以怪诞、荒谬、阴冷、愚昧、丑陋、无奈、笨拙甚至是凶悍的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令人在悚然之余感到阵阵现实的错愕。而在这些人的身后，则还分明拖着一道长长的挥之不去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阴影。


　　这些中国人形象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身处不同的现实状态，但是，他们又确确实实是这片土地、这个文化的产物，是这个文化的具体得不能再具体的成果。而刘铮就以如此具体、丰富的中国人形象，精心地将历史与现实组织于一个又一个幻想与现实相互拥抱、浪漫与现实不分彼此、日常与超日常比邻而居、历史记忆与事实真相纠缠不清的画面中，建构起他个人与中国历史和中国现实的关系，由此展开关于历史与现实的复调演奏。同时，他也通过摄影探索与重新建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摄影与记忆、摄影与现实等的各种关系。


　　如果对西方摄影史稍有了解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刘铮的作品中可以找到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1874-1940）、奥古斯特·桑德（Auguste Sander,1876- 1964）、黛安·阿巴丝（Diane Arbus,1923- 1971 ）与乔尔－彼得·威金（ Joel-Peter  Witkin，1939-  ）对他的摄影风格的影响痕迹。 肖像摄影家桑德与他的被摄对象的正面相向的影像方式，阿巴丝与威金对诡异事物、对最直接地联想到生死的畸型现象的热衷，以及阿巴丝的正方形构图的运用和威金对底片的刮擦痕迹，都曾经在刘铮的作品中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响应。但是，这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说刘铮是一个没有独创性的艺术家了？我想，我们不应该只以风格学意义上的表现的对应关系来判断一个摄影家的独创性的有无。刘铮作品中的与上述大师们的表面相似之处，既是一种基于对他们的风格特征的自觉认同前提下的接近，同时也是一种必然的接近，这是基于他对于自己的主题与摄影的本质的透澈理解的前提下的必然的风格趋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格是否相近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值得探究的是，他选择这样的表现风格是否成功地表达了他所要表达的。


　　《国人》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作品。这个作品可以说是到目前为止运用摄影方式对中国现实与文化进行魔幻描述与深刻反思相结合的较为成功的探索。其成功之处在于，刘铮毫不拘泥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也不为观念摄影与纪实摄影的分类所束缚。他自由自在地将他的揉合了幻想与真实的中国人影像置于中国文化设置的“三界”之中，以记忆与身体为焦点，对位了中国当下的疯狂而又错谬的现实情景，同时又将现在、过去与未来联结在一起，穿越了历史的时空而将现实历史化，将历史现实化。可以肯定，对他来说，只有以这种不为样式与真实性所束缚的表现方式才能完整地表达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本质与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的独特思考。同时，通过这些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真假杂陈浑然一体的作品，刘铮使关于国人的一切美好想像黯然失色，使人们对这个文化的残忍、阴暗的一面大开眼界。这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定义，也表现出他对中国文化的独特思索与立场。


摄影与记忆



　　摄影一直被人称为记忆的镜子。具体来说，这面镜子指的是摄影者通过把镜头所见的、事件、事物与场景记录、保存下来的一种记忆的物质－－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