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与政治之间
2007-10-26 11:58:29  

　　无怪乎纳粹宣传头子戈倍尔对于《意志的胜利》给出了如此的评价：“这是去年制作的电影中最杰出的作品，就反映现实这一点来说，我们认为这是部与现实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电影。这部电影通过令人耳目一新的各种场面，描绘出了我们政治活动的成果。它将我们总理的伟大展望加以影像化了。因了这部电影，总理才第一次在银幕上被以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加以描写。此外，这部电影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我们伟大时代的激越的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值得注意的是，戈倍尔对于“简单宣传”的警惕。这表明，纳粹思想在一段时间里大行其道，是与其注意“摆脱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的努力分不开的。


　　而本雅明也已经觉察到了纳粹的蛊惑宣传的危险性。他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的最后一句话是：“法西斯主义谋求的政治审美化就是如此，而共产主义则用艺术的政治化对法西斯主义的做法作出了反应。”相信此话所指的“法西斯主义谋求的政治审美化”包括了里芬斯塔尔的电影在内的法西斯艺术。


　　如果说《意志的胜利》在给纳粹上台造势上大获成功的话，那么《奥林匹亚》则是给纳粹政权的国际形象进行形象包装了。《意志的胜利》的成功使得里芬斯塔尔获得了拍摄１９３６年柏林奥运会的政治保证。这一次，里芬斯塔尔以她特有的形式主义美学手法，为纳粹德国打造了一个热爱和平的假象。《意志的胜利》的宣传对象是对内的，需要用影像赋予一种合法性。而《奥林匹亚》的对象是国际公众，它同样希望获得一种国际承认，一种国际合法性。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陷入了一个崩溃性的局面。通货膨胀，经济破产，物质极度贫乏。这种混乱的社会形势，给纳粹的上台提供了机会。而在1933年纳粹上台后，它也的确竭尽所能解决包括失业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使得整个德国社会的局势有了一定的好转。然而，在1936年，当时的德国虽然刚从战争的失败中稍稍喘过气来，但是仍然有着几百万的失业者。纳粹上台所造成的国内外局势的震荡，仍然令外部世界感觉纳粹是否能够根本稳定局势。国际社会也相当怀疑德国是否拥有举办奥运会这样的大规模体育盛会的能力。就是在德国国内，也有要求停办这届奥运会的呼声。


　　本来希特勒在上台之前对于举办奥运会并不热心。在1932年，当希特勒还没有掌握政权时，他攻击奥运会是“犹太人与共济会的发明”，声称在“在民族社会主义统治的德国，是不会上演这个受到犹太主义玷污的丑剧的”。然而，一旦他在1933年上台后，态度就发生了根本变化。1933年10月10日，在以戈培尔为首的纳粹大员面前，希特勒发出要求说，要通过奥运会明确展示德国的“文化成果与实力”。显然，希特勒从国际社会的怀疑中看到了一个证明纳粹上台的合法性的机会。在他看来，没有比利用柏林奥运会这个盛会再好的机会了。希特勒要利用体育来证明纳粹德国的成就的动机是可以想像的。如果奥运会举办成功，就可以抑制国内外的不满与反感。对他来说，柏林奥运会其实是一个生死悠关的政治机会，因此也当然成了他的最大最重要的国家工程。奥运会，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体育活动，它是一个意识形态装置，一个政治形象工程。通过举办奥运会，希特勒一可以解决当时还没有解决的失业问题，二可以改变纳粹的国际形象，扭转国际论对于纳粹国内政策尤其是犹太人政策的批评，三可以从自己的立场来使之变化成一个为自己设立的盛大节日，并通过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来巩固自己的合法性。对于一直宣传雅利安人优越论的希特勒来说，举办奥运会还正好可以把同是金发碧眼的古代希腊人与德国人联系起来，并进而将雅典文化与第三帝国文化联系起来。而反过来，这种联系的反面可以暗示犹太人的劣等种族，在此传承关系面前失去其合法性。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里芬斯塔尔接受了拍摄第十一届柏林奥运会的任务。不，是她自告奋勇要拍摄的。在战后她以《奥林匹亚》是由她自己开设的公司拍摄为由，为自己为纳粹服务开脱。然而，事实证明，那个公司只是一个傀儡公司，因为纳粹“考虑到政府自己出面当制片人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