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与记忆之间──19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
2006-9-29 9:52:32 顾铮 

    与吕楠的显得有点一厢情愿的交流姿态相比较，陆元敏与这些与他自己同属一个社会阶层的人们的交流也许就更容易形成。他带着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来拍摄他们，以关注自己的同类也就是关注自己的势态来凝视这一群在精神上自立、 自足的人们。在陆元敏的充盈弥漫一种历史气氛的画面中，他们不仅仅获得了尊重、肯定的关注，就连他们的生活环境中的各种细部都得到了非常细腻的刻划。至少从他的这些照片看，这是一群更多地愿意把自己沉浸在过去的时间中的人。从他们的矜持而又有点固执的势态中，我们可以读出某个社会群体面对社会变动时的复杂心态。他们的这种静止的姿态，与整个社会的激烈的上升下降流动构成一种巨大的落差，在陆元敏的镜头下，他们成为了一个观察社会的以静观动的坐标。 
    陆元敏的摄影始终与他自身的状态、心态保持一致。他始终在以他自己独特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宁静与自由。在一次采访中，他说：”我拍照片都是为我自己，不是为什么杂志单位拍照片，所以很自由。”在大多数摄影家以各种理由下海甚至放弃摄影的大潮中，在摄影家们面对各种诱惑时的自我身份焦虑中，他的沉稳也具有了一个处变不惊的象征意义。尽管他的这种镇静的拒绝姿态往往是以他人的形态来展现的。 
    在陆元敏的影像里，价值判断已经淡化，摄影家的社会使命感已经消失。这是他与吕楠的根本区别所在。他无意于通过摄影来揭发社会弊端更不奢望以此改变现实。对他来说，也许自己是什么是更重要的。这就是以陆元敏为代表的一些中国新一代的纪实摄影家们的一个重要特点，欠缺使命感，不再为崇高所动，更可以说，对崇高表现出一种主动的拒绝与警惕。他们不再充当教化的工具，力争以自己的视角观看事物的权利。他们虽然往往也会去表现一些属于敏感的题材，但不是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而是以此达到确认个人的特殊性。他们已经从对自己的、也是对摄影的某种不切实际的虚幻中走了出来，日常生活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拍摄自己周围的事物成为一种共识。 
    吕楠、陆元敏等人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纪实摄影中的个人的、民间的立场的确立。这种变化与中国摄影家赖以存在的现实基础发生了巨大变化有关。当日益无序的现实所表现出的戏剧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力的时候，图像只能成为”正面事物”的载体的神话就在并不神圣的现实面前不攻自破，而统一的图像价值标准也已经因了更高层面的价值观念的失效而随之瓦解。这时，个人化的视角才开始获得确立的可能性。
    上海的另一个摄影家周明(1960－)拍摄上海的市井生活也已经有十多年之久。他犀利的都市影像以一种不避琐碎的贪婪清晰地给出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各种样态。他的时而幽默、时而挖苦、时而乐观、时而严厉的摄影画面，体现了不在自己的影像中对现实生活加以掩饰或浪漫化的摄影姿态。现在北京的韩磊(1967－ )尽管以《铁路与人》获得过”琼斯母亲”纪实摄影奖，但他的纪实摄影从本质上讲还是一种主观的观看。他的纪实摄影如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的纪实作品《美国人》，是一系列现实片断的堆积。人们从这些具有一种纪念碑式的凝重的图像中，感受到的是一个摄影家对眼前现实的主观的整体性印象把握。 
    自由摄影投稿者赵铁林（1948－ ）的《另类人生──一个摄影师眼中的真实世界》（2000年）也许是一个至今为止在价值观念取向上最为偏离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但是，从它受到媒体欢迎的角度看，却又是一个与市场经济下的经济意识形态最为一致的作品。这是一件以书的形式出现的纪实摄影作品（在此之前，他已经在1999年出版了另一本名为《聚焦生存──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的书）。在这本书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有关一些在海南卖春的女子们的生活。赵铁林从1994年开始了对她们的拍摄。他由于自己生活的原因，有机会与她们生活在一起，将他的视线触角深入到她们最为私秘的生活空间中。由于是在双方有充分了解并建立了一定的信赖关系的基础上展开拍摄的，因此这些女性在他的镜头面前显得相当放松，并与他有一定程度的感情交流。他的这些纪实摄影作品所呈现这种亲密性，会使人想起1910年代期间在美国新奥尔良的斯特里维尔拍摄妓女的E.J.贝洛克（E.J.Bellocq）。在这本书中，他对于表现这些”漂泊在都市边缘的女孩”采用了一种较为特别的叙述方式。在这本书中，除了用第一人称叙述以外，赵铁林还不时将作为摄影者的自己也放进画面，这就又多了一个对揭示摄影者与被摄体之间的关系的视角。他以这种方式让身处于这个环境中的自己也成为整个像场中的一个客体，这使得作为观众的读者获得了一个与他、与这些女子距离相同的观察方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