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与记忆之间──1990年代的中国纪实摄影
2006-9-29 9:52:32 顾铮 

引言

    本文要讨论的中国纪实摄影，其端绪可以上承至1976年发生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四．五运动摄影纪实”。四．五摄影的主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现实参与感与历史意识，这种特征经由1979年的北京”四月影会”，则分化成现实主义追求与形式主义探索这么两种方向。其中现实主义取向的作品则以北京李晓斌（1955－ ）的《上访者》（1977年）为代表作。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纪实摄影，则可说是在1980年代末与1990年代初初显端倪并在1990年代中期左右形成规模，成为中国摄影的一个主要现象。
    李晓斌的《上访者》是反映新时期中文革遗留影响的无可争议的经典性作品。他将镜头对准上访者这么一种社会身份不确定的人，这与当时所提倡的文艺政策是背道而驰的。不过从独幅这一作品形态上看，《上访者》还不具备纪实摄影多侧面报道记录的特征。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件现实主义典型性美学原则的成功之作。但由于各种原因，它迟至1986年才被公开并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即使是在它公开后，也还是被归入现实主义的范畴中加以认识。
    同样的，北京朱宪民的《黄河两岸、中原儿女》（1980年代）也是被归入了现实主义的范畴中。但由于这件作品多侧面地表现了黄河两岸人民的生存姿态，因而被认为是一件”现实主义的深化”之作。他在这部作品中，以一种较为开阔的视野与凝重的但却仍然不脱绘画图式的画面，表现了中原地区的历史文化与人民生活。《黄河两岸、中原儿女》的图像主要以气势恢宏的场面取胜，个人往往是作为一种群体的组合元素而不是独立的个体出现在画面中，一种集体主义的意识形态回响很是清晰，因此也可说是现实主义”宏大叙事”在摄影上的体现，其精神底蕴是历史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不过，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这是一件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看，都已经基本具备了纪实摄影的品格的作品。
    而与此同时，一种立足于摄影自身特点的、纪录中国现实的摄影实践也在中国的其它地方自发地展开了。这可以从李媚、杨小彦主编的《摄影》丛刊第2期（1989年1月）获得明显的印象。在这期”纪实摄影专辑”中，收入了柳军（广西）、陈炼一（北京）、金涌（湖北）、顾铮（上海）与安哥（广州）的作品。这是一次对于中国的纪实摄影这一摄影现象做出的最早的集中介绍。同时，作为一种对比与介绍，这期还刊登了美国摄影家玛丽·埃伦·玛克（Mary Ellen Mark ）与法国摄影家马克·里布（Mark Riboud）的纪实摄影作品。但是，李媚、杨小彦们的努力在当时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反响。作为一种认知社会现实的视觉样式，它要获得中国摄影界的认知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公众话语与纪实摄影取得一致的特例
    真正获得中国摄影界与社会公众普遍承认的纪实摄影作品当数北京解海龙（1951－ ）的”中国希望工程摄影纪实”。 据解海龙介绍自己的纪实摄影的文章说，中国大陆”目前有近两亿文盲”，而偏远地区”每年流失的学生人数也高达四百万人，其中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又占了四分之一”。他在拍摄时选择十条采访路线，走访了十六个省四十多个贫困县的150多所农村中小学，行程4万多公里。他的这个摄影项目中的照片最早拍摄于1988年，但正式获得官方（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资助并实施则是在1991年4月以后。他拍摄的照片后来于1994年结集为《我要上学》的摄影集出版，同年他的作品有点破例地在人民大会堂展出。他的反映失学儿童悲状和贫困地区乡村教育现状的照片通过各种媒体传播到海内外，大陆和世界各地的中国人以及一些外国人在惊谔于现实情况的严重之余，也开始以各种方式响应捐助的呼号。通过”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对社会各个阶层的影响，希望工程获得了大量的海内外集资。而通过这个摄影纪实作品，解海龙也无可争议地成为当代中国大众社会中”影响力最大的摄影家”。需要指出的是，”希望工程摄影纪实”从解海龙的个人行为到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项目，这中间还有一个摄影家与官方相互寻找的过程。当时，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虽然意识到了摄影的重要性，但却并没有主动积极地寻找摄影家，只是在解海龙自己找上门去后，才做出了值得评价的响应，给予他一定的物质资助，使得”希望工程摄影纪实”得以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