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前的跃动--我看到的七十年代3
2008-12-22 11:14:29 鲍 昆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个同单位的师傅。我当时工作的西单商场，是一个比较大的单位，按所卖的商品分成许多商品部，他是文化部卖乐器的售货员。他因为长年接触乐器，弹得一手漂亮的月琴，也能吹一些管乐器。我经常到他的柜台"起腻"，其实就是想看那些乐器。我们后来渐渐熟悉起来，他经常在下班后到我家来找我瞎聊，但没有乐器的聊天实在是没什么感觉，我有些不太耐烦，觉得有些浪费时间。他看出来了，显得有些忐忑，但还是默默丢丢地来。终于，在一次他到访后我送他出门时，他忽然紧紧地拥抱我，而且神情慌乱。我对他的举止莫名其妙，一把推开了他。对于我的"愤怒"，他惊呆了，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眼中忽然湿润，然后扭头离去，从此再没有找过我。对此我一直云里雾里。直到很多年后，见到老同事，才知他早已离开人世。他们还告诉我，他好像是一个现在所说的"同志"。我听后一震，忽然想起他还养花。他有一个袖珍的花房，在他卧房的窗台上伸向室外，养着若干仙人科的植物。在北京灰冷的冬日，那个小玻璃房子里的红色仙人球，像火一样可以灼伤路过人的眼睛。

     那时候，在样板戏的普及之外，绘画和摄影活动也很炙热。隔一段时间，各个单位都要举办文革成果汇报展览，展览内容，往往都是群众创作的绘画以及书法、摄影作品。当时的中国摄影学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在文革开始时暂时瘫痪之后，很快就转换身份，成为全国美术展览办公室和全国摄影展览办公室，并基本按年度举办各种活动和展览。这个文革中形成的临时体制，给民间绘画等艺术活动留下了不小的空间。一些艺术爱好者可以利用它提供的方便，比较安全地从事绘画等艺术活动。另外，绘画普遍被认为是个技术性极强的艺术，尤其是油画。是技术，就得练习，所以当时许多年轻人都在业余时间学习画画，特别是画油画。北京的公园，是这些人写生的好地方，那些背着油画箱的身影，在很多公园里都经常可以看到。文革前，中国的美术教育和理论体系，基本都是照搬前苏联的东西，所以当时北京的绘画爱好者们，学习和谈论的都是俄国和前苏联的现实主义绘画。苏里科夫、列宾、列维坦、希施金，这些俄罗斯巡回展览画派最著名的画家，是年轻绘画爱好者耳熟能详的名字。一些文革前《美术》杂志介绍的中国画家，也是年轻人崇拜的偶像，像靳尚谊、罗工柳、詹建俊、闻立鹏等。还有北京画院的张文新、军博的何孔德、美院附中的王文彬、青海的朱乃正，都是年轻人追捧的人物。每次绘画展览之后，我们都会对自己心仪的画家津津乐道，对其新画作品头论足，谈他们的色彩，他们的素描。

     1974年，我所在的西单商场新楼建成，需要墙上装饰绘画，于是领导决定由商场美工组完成。但那么大尺寸的油画，美工组无力独自完成，正好我们美工组里有两位由中央工艺美院毕业的老师，于是由他们出面请美院附中的卫祖荫老师来帮忙。这期间，我还借机参观了另一位美院附中老师王文彬作画的现场，他正在给北京饭店画一幅以长城为题材的巨画。王文彬在文革前以画作《夯歌》闻名，他画中那灿烂的阳光感觉，让许多一代年轻画家非常仰慕。记得见到他时，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就像见到一位圣人。那段时间还去了总政歌舞团，见到了以画作《四个姑娘》著名的温葆，以及现在还活跃的王怀庆。

     为了更多地了解绘画历史，当时一个重要活动，是朋友之间交换借阅画册，也经常到在文津街的北京图书馆去阅览和借阅，并用油画棒临摹。当时中国画家对俄罗斯绘画以外的西方绘画情况知道有限，所知道最多的也就是法国的印象派绘画。再后的，就是德国女版画家凯绥·柯勒惠支了，因为鲁迅先生曾极力推崇她，她的左派色彩也符合文革时的环境，所以大家都知道她。至于其它，如康定斯基、蒙克等，是有所耳闻，但不熟悉。不过对于印象派，很多人非常热衷，但决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而是只从绘画的技术技巧方面注意和欣赏。像雷诺阿、毕沙罗、莫奈，都是从技巧上理解，认为他们能够那样科学地观察和再现对象，是现代绘画在技术上了不起的革新。至于马奈和高更，就有些费解了，对凡高，则是他发疯的传奇故事让大家钦佩，却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去学习他或者模仿他。直到文革后的1978年5月，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画展的时候，我才见到来看画展一位年轻人，手里提着一幅他模仿凡高笔触的习作。我吃了一惊，觉得新的时代真地来临了。      

     摄影在那时候是一个相当普及的爱好。由于当时中国封闭的环境，中国的照相机工业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国内市场机遇，照相机工业在文革中获得了高速发展。1973-1975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以至于在文革末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收入较好的干部、知识分子都拥有照相机，已不鲜见。一些有条件的单位，都养着专职的宣传干部，其中一项工作，就是为单位的各种活动摄影。在部队，许多团一级的单位都有专职的摄影宣传干事。在城市里，摄影的业余爱好者就更多，去公园照相，是当时一项高尚的时髦。春节下乡回来的知识青年，一项重要度假内容，就是去各个公园或天安门照相。当时还在起步发展的保定胶片厂，以及河南南阳的第二感光胶片厂，因为生产质量很不稳定，大量的残次品以"处理品"的名义抛向市场以挽回损失。这些"处理品"的胶卷四毛钱一卷，在前门大栅栏和西单、王府井几个照相器材店售卖，大量等待购买的人经常拥堵在那里，"处理品"一来，马上一抢而空。后来随着产量的加大，情况才开始好转。1976年的天安门四五运动，在广场上拍摄的难以计数的大量摄影作品，差不多都是用这种"处理品"拍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