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
2007-3-23 10:39:21 鲍昆 

　　“纪录”和“纪实”翻译的差别，首先带来的混乱是容易将照片的自然纪实性特征和带有鲜明人文立场和主观价值判断的“观看”式“纪录”混为一谈。不得不提的是恰恰是发表在1981年第6期的，被当时的摄影人普遍忽视（也许是当时人们实在是看不懂和根本没有相应的背景知识而无法解读）的，由王慧敏翻译的那篇美国时代生活文库的文章《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1970年美国时代公司出版）。该文指出，“纪实摄影”一词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它的特征是“它往往表现一个感受深刻的瞬间在视觉上的再现。如同清清楚楚地回忆起来的亲身经历一样，有着丰富的心理上和感情上的意义”和“它们是从视觉上对世界进行评论”[1]。虽然对“纪实摄影”历史上还有多种的解释和界定，但中心的意思没有离开多少上述的基本观点，即它是一种对人类生存状态有着强烈关怀和拍摄者诉诸自己鲜明道德立场和价值判断的“观看”式的摄影。它不同于普通物理学层面上的“对象——快门——镜头——感光介质”之间的逻辑性纪实关系，它实际上是拍摄者内心与社会之间复杂的情感关系。如果在照片中读不到这种情绪，那么该照片即不应该属于“纪实摄影”。另外必须提到的是1989年浙江摄影出版社由盛二龙主编、李媚等副主编的摄影丛书第2辑《纪实摄影专辑》。在这一辑中，编入作者木木、钱超英、黄少华等人关于纪实摄影的论文。在这些论文中，对纪实摄影的历史和意义进行了全面、系统性的介绍，并对纪实摄影在中国的状况进行了较全面的清理。但遗憾的是，这一本来应该对当时中国摄影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遭遇到了和近十年前那篇重要文章一样的命运，几乎对麻木的中国摄影界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林少忠后来在1991年翻译《ICP摄影百科全书》时，特意为了澄清和弥补“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一词初译时的遗憾，将书中“纪实和社会纪实摄影”一文先期发表在1991年1月号的《中国摄影》杂志上，以强调纪实摄影的精神实质和外在特征——照片的内容特征和拍摄者与社会的关系。该文写到，“社会纪实摄影是一种旨在纪录（甚至倾向于影响）社会条件的摄影”。文章还指出了照片的“纪实性”和实际上是我们现惯用的“纪实摄影”的区别。但《ICP摄影百科全书》原书出版于1984年，所以“社会纪实摄影”一词的指义是有其时代性的。实际上，纪实摄影在它的发展鼎盛时期，在其前冠有“社会”两字应该是贴切的，可进入上个世纪60年代以后，纪实摄影已经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一代的纪实摄影家和他们的影像出现了由社会的纪实转向心灵纪实的倾向。纪实摄影开始和观念摄影进行了精神的进一步对接，更为强调拍摄者的主观感受。在影像的特征上大量采用虚动、混沌、晦暗、班驳的影调光影，在对象上由大场面的情节转入个体的情感表达，以表达进入“后现代”西方社会中人的迷茫。所以，用“社会”两字来限定纪实摄影就有些偏狭了。不过，继续坚持原纪实摄影本义的摄影运动仍在当今的世界上充满活力，依然是活跃在各种传媒上的摄影主流。
　　应该指出的是，纪实摄影的发轫、勃兴后面，一直有着人类社会“左派”的政治背景。纪实摄影在当代人类信息传媒上担当的角色，主要是揭露社会黑暗、战争暴力和各种非正义的人类现象以及人和自然环境、历史文化的关系等问题的一面镜子。它是一种声音，是一种批判力量，是平衡人类生活机制中不能缺少的一种手段。是现代人类使自己的历史记忆保证最接近真实的重要手段。虽然我们不能祈望它彻底改变历史，但它却一直在推动着历史，利用自己的力量平衡着历史演进过程中那经常倾斜的杠杆。纪实摄影的魅力在于拍摄者对于这个复杂世界细微的观察。它需要拍摄者有广博的知识准备，以获得敏感的观察力；它更需要拍摄者在知识背景下获得的正确的人文态度与立场。显然，纪实摄影者应该是现代定义的“知识分子”[2]，就是他对人类的现实和未来一直充满正义的期待，一直对各种形式多余的权利进行质疑，一直维护人类心灵的自由和生存的权利，一直为地球空间的万物和谐殚精竭虑。纪实摄影者还应该是充满勇气的参与者，因为在许多危险的场合他必须在场。他必须有坚强的理念和毅力，因为他可能会遇到政治权力的威胁和各种暴力的伤害。他还应该是一个具有文学素养的人，知道照片影像背后的历史文化含量和影像内在的情绪表达与人性的彰扬。我们似乎对纪实摄影师的要求过于苛刻了，但惟有此，他的影像才会获得现实的震撼和持久的历史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