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文化、政治、伦理中的中国纪实摄影
2007-3-23 10:39:21 鲍昆 

　　摄影的“纪实性”真正获得主流层面上的地位，是在1988年陕西西安成功筹办，北京展出的《艰巨历程》大型摄影展。这是一个有着极强历史主义气氛的展览。虽然展览也是一个“大而全”的全景式摄影影像汇聚，但它真正获得影响和在历史上留下印痕的则是其中的“新闻”部分。该部分征集的照片完全凸显“纪实性”，以求以不同历史时期的影像来构造一部影像的中国史。展览正逢1988——1989年间中国思想嘉年华的最佳时期，许多常年遭到禁忌的话题又开始重新活跃在民间和官方的论坛。《艰巨历程》也在这种思想的大气候下勇敢地尝试以曾经无法出世的影像来重新诠释历史。一些记录文革灾难的照片在此次展览中面世，令刚告别文革不久的观众唏嘘不已。展览在纵向时间的大历史跨度上和阐释历史背景下中国人命运的深度上，都是中国影像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盛举。在展览后所出版的画册《中国摄影四十年》的前言中，编者这样写道：“人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摄影的主体。《中国摄影四十年》着力于揭示‘人的主题’，这成为我们选片的标准，重心所在。我们的人民经历了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又陷入新迷信的厄运，因此，导致了我们民族从艰难中崛起，又在迷狂中跌落的历史悲剧。波澜壮阔的社会实践，形成我国人民无限丰富、复杂的精神世界。我们力图用一种文化意识概括而集中地审视与映现几经苦难、百折不挠的民族命运、民族意识、民族精神、民族希望。”这段充满民族主义和唯物史观的话语，中心的话题其实是“人”。也正因为如此，《艰巨历程》和它以前的任何一个摄影展览都拉开了距离，标志着中国的摄影终于规模性的以一种自觉的人文意识与历史和社会对话了。虽然当时展览的主办者们对国际上早就概念明确并成为摄影主流的“纪实摄影”几乎完全没有概念，以致于以完全时空错位的“新闻”一词来定位自己的展览，但他们强烈的人道关怀立场和浓厚的历史意识却实际上逼近了“纪实摄影”的本质。
　　在《艰巨历程》展览之后不久，纪实性的照片因其《艰巨历程》的巨大的影响，在中国的摄影界开始渐渐形成影响和规模，一些摄影人开始将自己的镜头从沙龙式的摄影转向了具有历史人生的内容。“纪实摄影”（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一专有名词才真正慢慢被国人接受并使用。不过，对“纪实摄影”这一词汇的真正意义的理解，中国的摄影人却经历了十多年漫长的过程。实际上，“纪实摄影”这一词汇早在1981年就开始出现在当时以专门介绍国外摄影，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办的《国际摄影》杂志上。据《国际摄影》杂志的老编辑林少忠老先生的回忆，1981年编辑部要翻译美国时代生活文库的一篇文章，其中出现“Documentary photography”一词。为了能够准确地翻译成能够完美表达英文原义的中文，本来有深厚英文功底的林先生还是找到了中国电影出版社的老翻译家王慧敏来翻译。王慧敏在翻译“Documentary photography”时，提出原来初稿“文献摄影”的译法不准确，正确的译法应是“纪录摄影”。但王和林两位又觉得“纪录摄影”和“纪录电影”太相似，为以示区别，最后决定用意思相近的“纪实”二字。相信林、王两位先生，在做这个一字之差的决定时是充满了善意的，甚至还怀有对摄影这一门独立行当的尊重和敬意。但随着时间的演进，“纪实”这两个字带给后来摄影创作和摄影批评、理论研究的误读混乱，令20多年后今天的林老先生对当时的一念之差唏嘘不已。因为80年代末和整个90年代，在媒体和一些论坛上进行过多次关于“纪实摄影”的讨论，许多讨论局限在“Documentary Photography”这一词汇的具体译法上，而忽视这一词汇的社会历史内涵和人文意义。这样不但没有将这个概念进行应有的廓清，反而增加了对“纪实摄影”的误读，引起了进一步的混乱。更有甚者，出现过有人以类似征集选票（意见）的方式来对在国际上早就有明确指义的“纪实摄影”进行重新定义的可笑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