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片段）
2008-5-6 10:28:51 于建嵘 

　　我听着这些陈述，看着这些面目不清的工人们，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我真的不能想像他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艰难地出卖着自己，过着这样暗无天日的生活。我在想，在许多经济学者高调讨论"知识经济"的时候，是否想到，有那么一批中国的产业工人，他们每天都是进行最基本的物质的创造，但是，我们却在遗忘他们，在牺牲他们最基本的利益。我坐煤堆里，不知是劳累还是心忧，也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一个劲地流了下来。

　　第二部分 工人行动中的政治

　　一、工农维权与抗争性政治

　　2004年7月17日下午2时，我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陆雷博士陪同哈佛大学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教授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了长沙，我们此行的目的是到安源去。

　　我同裴宜理教授是在2003年12月认识的。当时我应美国卡内基基金会的邀请访问华盛顿。裴宜理教授闻讯后邀请我到位于波士顿的哈佛大学访问并作一次学术演讲。12月4日，我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来到波士顿，裴宜理教授的博士研究生阎小俊到车站接我，然后我们就直接到了世界著名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并在那里见到了裴宜理教授。裴宜理教授是美国最著名的政治学家之一，她1978年毕业于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其后在美国一些著名的大学任教，曾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西研究中心主任，现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亨利·罗索夫斯基政治学讲座教授。她是我这次学术演讲的主持者，给我出的演讲题目是"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活动及对农村稳定的影响,"Organized Peasant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Implications for Rural Stability"，而我当时讲的题目却是"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我之所以改变既定的题目，主要是想强调两个方面：首先，当代中国农民的抗争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维权活动；其次，它不仅影响了农村的社会稳定，而且对于中国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这次演讲中，我主要分析了两个问题。

　　其一，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特征。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大体经过了三个阶段。在1992年以前，农民的多数抗争可以大体归结为西方学者称之为"弱者武器"的"日常抵抗"形式 ，这种抵抗主要以个人行动为主，因而不需要计划或相互协调，利用的是隐蔽的策略，以不与权威发生正面冲突为特征，是一种有关个人直接利益的"机会主义"抗争。而自1992年至1998年，农民的抗争可以归结为"依法抗争"或"合法的反抗"这类形式 ，其特点是利用中央政府的政策来对抗基层政府的土政策，以上级为诉求对象，抗争者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上级，抗争者不直接对抗他们控诉的对象。这种抗争形式是一种公开的、准制度化或半制度化的形式，采用的方式主要是上访，以诉求上级政府的权威来对抗基层干部的"枉法"行为。它一般以具体的"事件"为背景，主要是一种有关集体具体利益的抗争。而自1998年以后，农民的抗争实际上已进入到了"有组织抗争"或"以法抗争"阶段 。这种抗争是以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利益代言人为核心，通过各种方式建立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动员网络，抗争者以其他农民为诉求对象，他们认定的解决问题的主体是包括他们在内并以他们为主导的农民自己，抗争者直接挑战他们的对立面，即直接以县乡政府为抗争对象，是一种旨在宣示和确立农民这一社会群体抽象的"合法权益"或"公民权利"政治性抗争 。

　　其二，农民维权活动对中国政治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认为，近十年来中国农民维权活动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政治生态下发生的。虽然农民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四分之三，但他们在经济上被剥夺的同时，还一直被排斥在国家政治生活之外，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因此，在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治框架下而缺乏公民社会意识和规则的社会里，他们的抗争活动只能属于弱者的反抗，是一种被"法律认可"的但被"政治禁止"的行为。但这并不是说，农民维权活动不具有政治上的意义。在我看来，农民维权活动与国家政治有着十分复杂的互动性，它可以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政治提供许多相关的信息。这主要表现为，农民维权活动构成了一种社会压力，迫使执政者从政治这一高度来认识农民的处境并不停地修正其相关政策；农民维权活动在对知识精英们进行着现代权益社会的启蒙，也因此改变了中国的政治话语状况；农民维权活动也在改造农民自身，他们从以法维权中获得了的政治体验，培养了其领导人的政治智慧，同时也在提升着农民整体的政治诉求。正是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有理由相信，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力量，对社会各个领域具有深远的示范意义，必将引发一场旨在建构一个民主开放的公民社会的世纪性维权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