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国工作20多年的摄影师江融，既为154个国家的联合国工作人员拍摄肖像《我联合国人民》，也与世界级摄影大师对谈，著书《摄影的力量》。2008年开始，他停薪留职回到国内，沿着黄河长江拍摄他的新系列《我中国人民》。最近，他沿江而上，来到重庆拍摄，更和《新女报》畅谈他眼中那些身处战争与和平中的伟大女性。

    摄影大师，拍摄和平比拍摄战争更难

    这几年在欲望都市纽约，江融还做了另一件更酷的事。怀揣着“在摄影术诞生后的170年里，摄影到底对世界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的主题，他走访了21位活跃于当今国际摄影界的重要摄影人，并集结为《摄影的力量》一书。

    这些人物中，他不再吝啬，给了女性一个重要的位置。“我最震撼的是和美国·著名冲突摄影家卡洛琳·科尔的对话。”作为女性，科尔获得过包括普利策新闻摄影奖、世界新闻摄影荷赛奖在内的所有重大奖项。

   最迷人的不是她所获得的奖项，而是她的照片与她的身影。过去十几年里，在世界几乎所有的热点地区，都能看见她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事件现场。“她是摄影家，更像一名战士。在巴格达遭到轰炸断电期间，她常在烛光下工作；在伯利恒教堂，她与200多名男子共用一个厕所；有时为了不引人注意或尊重当地的习俗，她必须穿黑色外衣并围头巾，甚至需要染发。”

    另一个让江融钦佩的女摄影家拍摄的主题却是关于和平。美国著名摄影家洛里·格林科在报道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关系的过程中，对退伍军人发生兴趣。此后15年，她先后走访30多个国家，拍摄了25场战争的退伍军人，完成了《战争之后：来自冲突中世界的退伍军人》项目。

    格林科通过这些退伍军人的身心创伤和对战争的回忆，来揭示战争的残酷和代价。这个项目打破了战争的神秘性，拉近读者与战争之间的距离，使他们近距离地审视战争的后遗症。“格林科看上去十分瘦弱和文雅，但她让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有时候拍摄和平，比直接拍摄战争更难。”

    沿江而摄，遇见我的兄弟姐妹

    在重庆的两天，江融拍摄了4组肖像。在沙坪公园的红卫兵墓地，他找到了一个当年的老人；在解放碑，他遇到了一对从万县来的情侣；在精典书店，他拍摄了书店总经理也是自己的表弟杨一；而在朝天门，一位棒棒进入了他的镜头。

    他们代表了江融眼中的重庆。从2008年到今年，他沿着黄河、珠江，经过了18个省，共拍摄了250多人的肖像。而眼下，他的线路是长江。

    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找到适合拍摄的当地人，这是他认为的摄影缘分。在去山西壶口的路上，经过一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村庄自然条件很差，没有水源，靠天吃饭，但在村口乘凉的79岁王梅走老大娘仍然爱美，身穿一套淡蓝色长袖衬衫，头发梳理整洁，手上戴着一个银手镯，并用海纳花的汁液涂在指甲上，能够看出她十分热爱生活。

    在湖南长沙湘江河畔，江融遇到3位打扮入时和牵着宠物狗的年轻人，他们看上去很像“愤青”，让人有些不敢接近的感觉。但听完他对项目的介绍之后，欣然同意拍摄，在自拍时，他们甚至跳到空中，在被拍时又伸出舌头，摆出愤世嫉俗的样子……

    万里长江才走到重庆，这些系列也没有做完，但这不要紧。“一个长期居住在国外，比较了解中国和西方文化，同时又一直关注中国发展状况的中国人”的视角已经让江融获益，在这些行走拍摄中，他寻找到“我爷爷、我奶奶、我父亲、我母亲、我的兄弟姐妹，以及我本人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