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浩：走了很久才发现原来是一个圆
2009-11-25 16:01:17  

　　罗浩：不能说是“最后”，因为我们如果都“最后”了，那在西藏长大或现在到西藏来的理想者、思想者怎么称呼啊？呵呵。也不是什么“理想主义者”，没有那么崇高，我的父辈可能能用这个称号，我们不能。

　　这个问题其实很不愿意回答，因为回想起来会很心酸。

　　就拿于晓冬的油画《干杯，西藏》来说吧，里面的人现在都天各一方，有杳无音讯的、有逝去的、有去了国外的、有回到各自家乡的。在国内的朋友当然能够经常聚聚是再好不过的了。我希望他们都很好，特别是身体好，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也开始进入“老年”了。

　　我们这帮人在一米远和在一万米远的感觉是一样的，明白嘛？是精神距离，不是物理距离。

　　西藏商报：促使这种联系得以保持的原因你认为有哪些呢？

　　罗浩：是我们经历了一个艰苦又快乐的年代，和全国那个时代的人差不多。

　　就好比一次旅行，其实最后留在你脑海里的不是享受的瞬间，而是艰难困苦的时段。人生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积淀下来的记忆不会太多，但只要记住就不会轻易丢失。

　　西藏商报：离开西藏十多年后，你在经历与文化心境上有何明显的特点？跟其他人有什么相似之处？

　　罗浩：我们那帮从西藏走出去的人，大多仍然做着文化的事。

　　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在北京我们经常见面的有几个，段锦川、李晓山、牟森、乔艳林、马丽华、陈浩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在各自的行业都很出色，许多都是中国大师级人物了。

　　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在我们各自的工作、生活中我们都很从容，这也许是西藏、西藏人对我们的影响。没有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有那么厚重的文化背景，我们有西藏生活的积淀。这一点对我很重要，经常还引以为傲。

　　西藏商报：你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时离开西藏的？如今什么又促使你再次凝望并关注西藏？

　　罗浩：我们那群人中大多数人离开西藏的时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原因很多，各不相同吧。我个人是因为女儿心脏病，我必须带她回到内地动手术、养身体。但是很无奈，心底里不想离开，但是很多事情的结局都不完美，对吧？

　　我相信每个离开西藏的人都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关注西藏，用大家都说的一句话说吧，就是：西藏情结。

　　来西藏也好，离开西藏也罢，其实没有那么多原因和背景，也没有那么悬乎，就像每一个进进出出西藏的普通人一样，各有各的事。

　　西藏商报：你认为最初影响你的西藏人文环境跟现在比较起来有何异同？

　　罗浩：我个人不一样，我基本在西藏长大，所谓的“西藏第二代”。

　　面对大多数人来说到西藏是种迷惑或者是种传说。当现实和理想发生差异后你不得不承认你在西藏文化面前过于渺小。

　　你的知识、你的专业不足以表达。

　　一位朋友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后自愿来西藏工作，专业学国画的，但当他第一次坐飞机到贡嘎机场走出机舱那一瞬间，他就决定把画国画的毛笔扔掉，开始画油画。

　　当我第一次站在阿里札达土林上想用相机拍一张土林全景时，我看了一眼取景框，我瞬间后悔我为什么没有学电影、电视，相机在这个时候完全不足已表现眼前这个场景。

　　这是一种文化力量、人文景象、地理差异。所以，西藏有永远说不完的话题。就像我做的《西藏人文地理》杂志一样，很多朋友担心哪有那么多选题可做，我告诉他们，你们放心，别的我不敢说，反正我这辈子做不完。

　　西藏商报：我们知道，随着西藏热的又一轮升起，你们中大多数人继续回到西藏或是重拾与西藏相关的事务，你认为，这对于你，对于他们而言，是个案行为还是群体意识？

　　罗浩：不是“回到”或者“重拾”，是大家一直都在从事与西藏有关系的事情。

　　西藏商报：你认为西藏文化产业大环境如何才能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产生群体意识，并进而将西藏文化推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