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纬：关于蒙敏生影像的断想
2007-12-14 14:25:28  

2007年6月12日上午，颜长江发来短信：蒙敏生先生昨天凌晨二时在香港灵实医院去世。

我第一次看到蒙敏生的作品还是在三年前了，陆元敏给我一光盘，说是这个很有意思的香港老先生，拍了许多当地60、70年代的照片，光盘是老先生在上海的亲戚给的。我看了，都是非常朴实的风格，喜欢的很：田野、鱼塘、村舍，劳作的农人，为生计奔波的城市平民以及他们的日常生活。也有些我看了很新奇的，那是十来张反映香港左派社团活动的照片，这是我第一次从影像上直观了解当时香港多少受大陆极左思潮及"文革"影响的社会形态。

后来，蒙先生渐渐"走红"。

回想起5月18日我在广州摄影双年展学术研讨会上的简短发言，拿蒙先生的那些"革命"影像说事儿。说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所谓评论家，多是视野褊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格局太小；或出于一己私利生拉硬扯之以样式模型，便大为凿枘且经不起追究。谈论蒙敏生的影像，都是从他的形式、方法上着手，为什么没有人说说他如此迷恋情同鱼水的左派"革命"理想呢？

有必要简单回顾一下所谓"左派思想"的潮起潮落。在西方，近两个世纪以来显然存在着可称之为左派思想这种运动，但左派思想运动现在第一次遭到了溃败。左派可以说是从伏尔泰开始的，它的中心在巴黎。伏尔泰反教会，反旧制度，反传统价值。当权派认为他是颠覆性人物。他的思想在当时被认为是对正统观念的威胁。接着有百科全书派的哲学家们。然后就是剧烈的变革--法国大革命。后来出了波拿巴主义，那是对激进思想的修正，而不是回到波旁王朝。在拿破仑对法国的整顿中当然也有些重要的激进的成分，比如，在第一帝国即拿破仑帝国中有一部理性的法典反映出对传统以及对王族的不尊重。以后就是波旁王朝的复辟，但在19世纪20年代仍然有不断高涨的反政府的图谋，巴贝夫死了，博纳罗蒂继续进行斗争。接着就是在法国的激进的德国工人组织和四季社以及左翼的烧炭党人。到了19世纪40年代，巴黎到处是革命家--巴枯宁、马克思、赫尔岑、路易·布朗、蒲鲁东、德萨米、布朗基、勒鲁，还有乔治·桑的其他社会主义者朋友--圣西门主义者、傅立叶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1848年爆发了革命，之后便是拿破仑三世称帝，镇压了激进行动。但是，维克多·雨果和米什莱认同于反对帝制的共和主义力量，他们发表著作，进行鼓动，由于抗议当局而被迫离开法国，从此流亡伦敦达二十年。后来是巴黎公社。巴黎公社之后有各种社会主义党派、马克思主义者、阿利曼主义者（Allemanists）、可能主义者（Possibilsts）、饶勒斯、盖斯德和德雷福斯派等。再后来，是解散了修道院的激进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第三国际，法国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过渡为共产主义者。巴黎仍然是各种各样左派思想的中心，不管是亲莫斯科的还是反莫斯科的。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者参加了抵抗运动。后来，萨特和梅洛·庞蒂等知识分子鼓舞一些亚非国家的革命运动。如此等等。最后是发生在1968年的"风暴"。"风暴"过后突然沉静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西方年轻人吧，他们想帮助穷人反对富人，他们追求社会正义和社会平等，要求废除一切资本主义，他们要求有组织合理的正当的社会。但今天谁是他们的领袖呢？到哪里去找他们呢？到绿党中找？到女权运动中找？到反核运动中找？英国的E﹒P﹒汤普森？托尼·本恩？全都是旧左派的遗老遗少了吧。从东欧剧变开始，到萨尔科齐赢得大选，贯穿着一个事实：欧洲在向右转。那么，为什么呢？

为什么？无数事实已经证明了，左派乌托邦理想主义一旦演变成了极左狂热，那是会误国害民的。那些相信可能有完美无缺公正幸福社会的人必定认为，为了实现这种美好的社会，作出多大的牺牲都是必要的；为了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付出多大的代价都是值得的。他们想，如果必须流血才能创造这种美好的社会，那么就流血吧，不管流谁的血，也不管流多少血。即使眼下无成，未来亦有可待。不打破鸡蛋怎么能做出上等的蛋卷。可是，人们一旦养成打破鸡蛋的习惯，他们就不会罢手，鸡蛋打破了，蛋卷却没有做成。凡是以为对人生问题可以求得一劳永逸最终解决的这种狂热的"革命"信念，不能不制造灾难、痛苦、流血和可怕的压迫。欲图改造个人，将其嵌入任何以理论理想为依据的理性图式，无论动机怎样空前崇高，最后必将导致屠杀与活人献祭。人不能以一些他人受奴役为代价，来获得真正的解放。赫尔岑曾指出；最深重的现代灾祸之一，不是陷入现实，而是落入佩象事物之纲，他在《彼岸书》中写道："生命没有义务要实现妄想或观念。"好在现在的人类文明社会，对此已有基本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