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纬：似曾相识的敛财大亨们
2007-12-14 14:21:17  

　　我们今天所说的“亿万富翁”在历史上曾有一个别名：敛财大亨（the Robber Barons）。这个词源自美国政治评论家约瑟夫逊（Matthew Josephson）于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同名书，曾被译为“强盗资本家”，作为直译并无不妥，但却没有把握住这一称呼的精髓。根据《韦氏大辞典》，“Robber Barons”的原意是“十九世纪后叶通过利用和榨取（自然资源、政府影响、低工资水平等）而致富的美国大资本家”，因此译为“敛财大亨”似乎更达意，也是一个较为中性的称谓。
　　约瑟夫逊的《敛财大亨》在罗斯福年代颇有影响，但在其后的五六十年间，约瑟夫逊与他书中描述的群体一起被人们淡忘。到了九十年代末，《敛财大亨》一书及其主题又开始引起学者们的注意。例如，伯克利加州大学经济学家德龙（Bradford DeLong）教授旧题新析，对“敛财大亨”现象在过去一百年中的变迁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的名为《敛财大亨》的译文载于中信出版社《比较》第十辑 。《比较》编辑室将“Robber Barons”翻译成“攫财大亨”）。让我借用此文中的美国1%富有家庭占全美私人财富比例的变迁图来概括这一历史过程。由于战争和经济大萧条对富有阶层的破坏力相对超过对低产、无产者的影响，历史上出现的几次显著的财富分配平均化过程大多与战争和经济大萧条重合，如一八六○——一八六五年（与南北战争重合）、一九二○——一九三○年（与大萧条重合）、一九四○——一九五○年（与二次世界大战重合）和二○○二——二○○三年（与股市熊市重合）。
　　镀金年代 成为亿万富翁从来就是异常不易，但是，德龙指出，在一八七○年之前，以及在一九二九年至一九八○年之间，自造亿万富翁的可能性几乎被杜绝。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敛财大亨们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历史上被称为“镀金年代”。在财富集中达到顶峰的一九○○年前后，约45%的私人财富集聚于最富有的1%家庭。
　　在一百年前的 “镀金年代”中，代表性敛财大亨是铁路、钢铁大亨和与此相连的金融大亨，如铁路大亨斯坦福（Leland Stanford，斯坦福大学的缔造者）、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亨廷顿（Collis Huntington）、古尔德（Jay Gould），钢铁大亨卡内基（Andrew Carnegie）。这一代大亨的集体名声是“无情的敛财者”。他们操纵证券市场、蒙蔽投资公众、贿赂政府官员。事实上他们从铁路债券/股票投机中圈的钱远远超过了铁路的实际运营收入。范德比尔特的名言是：“先生们，如果你们执意欺骗我，我不会起诉你们，因为法律遥遥无期。但我一定会毁了你们。”
　　从一九○○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金融寡头逐渐代替了铁路和钢铁大亨的地位，这一时代的代表大亨是摩根（J. P. Morgan）。这是一个赢利至上的年代：垄断不受限制、童工合法、工人权利没有保障、消费者无处投诉、环境污染没有人关注。二十年代的几个重大事件标志着社会主流对早期敛财大亨们所代表的范式的挑战，它们是：反垄断法的通过、童工被法律禁止和工人基本权利法案的通过以及第一个药品食物法的通过。这些法律的通过和社会对“企业道德”看法的转变，迅速减慢了财富向社会顶层集中的速度。在其后的五六十年间，几乎没有出现新的家喻户晓的敛财大亨。
　　中产阶级社会 二次大战后的二三十年间，美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的社会。虽然少数富翁仍然过着平常百姓难以想像的优越生活，但他们在商界远不如早期敛财大亨们那般跋扈，生活上也不像后者那样招摇。纽约长岛北岸的超级豪宅成为一个建筑史活博物馆、一个“镀金年代”的纪念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伟大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描述了“镀金年代”末期的狂欢，盖茨比的读者们可以在长岛北岸的建筑群中完成对那个逝去的年代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