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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拍照片？ 在这样的时刻，我重读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
——那么，我们此时在哪儿呢？此时究竟是“道丧文弊、异端并起” 呢还是遍地英雄振衣而起，“文起八代之衰”而“复归于正”呢？
这首先得弄清为什么写文章，显而易见的理由是“用”，古时的诏旨奏议判辞是文章，现在的报告、总结、新闻、论文也是文章，这些都是“用”，文字是社会借以运行的基础功能之一，但是我也必须承认一个人写报告或做论文与一个人写一部小说写一首诗是有重大不同的，前者是“用”，后者是“无用”，写文章的理由在“用”的层面上不必争辩，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人民需要“无用”的文章——你为什么写文章呢？
在文章的“无用”中，我们为自己开辟一个广大的区域，这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我们喜欢这“无用”的事，因为它使人明确地意识到我是“作者”——关于“我”、关于我的世界的“作者”，一个有明确主权的声音。
有用之文当然也有作者，但这个“作者”是没有身体的，他必须把自身想象为一个抽象的主体（或者客体？），这个“我”有时是个“法人”，有时是“我们”或“咱们”。这也正是有用之文的“用”之所在，社会的公共生活需要在我们和他们的总体规模上分检事实、做出论述和判断。
所以，相对于有用之文，无用之文的区域远为混沌和嘈杂，无数的“我”充当自身的秘书和史官，这种不可掩盖也无意掩盖的自我指涉的写作，面临着一系列隐蔽的、但又是致命的问题：
我们其实并不在意文章作者和作者本人的同一性，我们只看文章写得好不好，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够确定我们对这个作者的基本信任？
再进一步说，如果“我”是“我”的世界的作者，那么这个世界是如何被估价和被检验的？是不是“我”就是这个世界最终的意义来源，是不是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我”而成立？或者说白了，我们怎么确认一个人对于他的世界的编纂和整理是有意义的呢？怎么能够确认写文章是一件值得做的事？
至此，我理解了古人对于写作的伦理问题的偏执关注，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起就起在他为古代中国的文章——无论是有用之文还是无用之文——确立了一套明晰的伦理模式：顶端是普遍运行无所不及的“道”，道化而为浩然之气，每个作者都分享和养育着这团浩然之气，然后他们提起笔来写文章。道是水，人是水的波纹，人又是水，文是人的波纹，人和文最终都因“道”称信。一切文都被纳入具有强大权威的关于终极真理的本体论体系之内，“异端”没有了，人和文之间的伦理疑难应刃而解。
很好，我相信，在古代中国，在历经千秋的道与人的支离、人与文的支离、文与事的支离之后，人们看到这个光滑严密的体系必定是长出一口气而“靡然从公”。但是，这完全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那个“道”百年以前就已经不在了，裂了、碎了，在现时，我们已经无法想象天上有个“道”，人和文都如向阳花一样对着它开放；在现时，大地上只剩下了人，无所凭依地写着他的文，这是解放，是自由的可能，但解放之后，为使自由成为真正的自由，而不是放纵和离散，韩愈和苏轼以为已经解决了问题必将重新成为尖锐的疑难。
至此，我也可以说出为什么在讲述当下摄影问题时要扯上遥远的韩愈和苏轼了，这是因为：我坚持认为照片和文字有着许多的相同相通之处——这二者都是各自时代最鲜明的语言；都为自己划定了相对自足的区域；都体现着人对自身生活、对我与世界的关系的认识和选择；都有“有用”“无用”之分，我在前述无用之文时说过，它是“对经验、情感、思想、生活的整理和重述，是一个人围绕自身对世界进行勘探和编纂”，当我们张开镜头决定拍一张照片、尤其是拍一张无用的照片时，其实和写无用之文一样，这本身就是一件使我们从生活中超脱出来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行为，任何一个这样的照片的作者，他都是在自我塑造，他都是在按照自己的设想编纂世界。我不认为我在前面所思所写的就只是针对文字，也不认为韩愈的时代离我们遥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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