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也许您作为著名艺术家已经超脱这个现实，而我们还要受制于它，我们要依靠这个体制---您已经超越这个时间段---

　　关于艺术的问题和艺术的意义

　　记者：您最近在做什么？

　　袁运生：我要继续做那个考察，对中国佛像雕刻的一个考察，教育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都很重视。大概已经考察了五个省，去年主要出去三四个月的时间，去山西一个多月，回来花费一些时间要写些东西，告诉人们怎么来理解中国的佛像，怎么来读？

　　中国的艺术问题需要思考。81年的时候，我去麦积山，敦煌石窟，那是第一次去。在敦煌呆了70多天。那对我的冲击非常大，包括茂陵的石雕、雕刻(霍去病墓)，而现在的艺术精神已经丢失。西方包括波洛克他们，你在提纲里说的一个什么情况？

　　记者：当时大概是90年前后，报纸对波洛克有一个全面的报道，报纸上有一个画面，在纽约，两个全裸的女人体浑身都是墨汁，在非常大尺幅的画面上打滚，然后波洛克用类似油漆桶一类的颜料滴洒，涂抹----与您的艺术成熟期是相互对应的，在当时也是被关注的。我还记得，在保利大厦还是另一个建筑空间中，同时期也有一个欧洲的当代艺术家，做一个大型的作品展示。他的作品有一个特别大的空间，画面是一幅色彩浓烈的挥洒有节奏的线条和泼洒的组合，有些抽象，也有些与场景结合。

　　在那时，有一些不谋而合。在当时，对我们年轻人有很大的影响。

　　袁运生：波洛克在美国的历史上有他的意义。但在美国，他没有走太远的可能。这涉及到，我对西方艺术的整体看法。我当时感兴趣的是中国的即兴艺术，象中国的石涛，八大和徐渭。

　　记者：中国的东方艺术精神与西方的艺术理念之间是否----

　　袁运生：中国的艺术有它独特的地方，她没有把它当成一种新发现在宣扬，而是所有都在整体的思考范围内，它是一个非常开放性的体系。因为，我是出去看了一圈，能感受到他们西方的状态。但不同的是状态下的精神。中国人是比较自觉的，因为在状态的后面是他的背景，是他的精神----我觉得这才是艺术的意义！而西方则是把各个部分割裂开，切开，一段的一段地，边走边扔----局部与局部之间对立，对立的结果是丢失一切。

　　我刚到纽约的时候做过一个演讲，我在演讲中说：西方的出路在于综合。纽约当时的报纸对此有评论说：大陆这样落后，保守的地方居然有一个人敢于说这样的话！他还了解，还敢于这样说？当时，陈丹青就站出来说，“你们别以为中国就没有人了，中国这么大，中国有这么长的历史----”

　　记者：你们打破----(思考)你们打破了西方的秩序----

　　袁运生：我对西方的艺术就是这样一个看法，他的方法使得他无法走远。为什么说“西方的艺术走向死亡呢？”四川有一个人说“西方的艺术已经死亡，中国的艺术也在走向死亡。”他们不管中国艺术与西方的差别，强调一致性。中国的艺术从来都谈大格局，谈互相的关联，谈之间的联系，所以我不赞成中国现在的艺术跟着西方走。你理解了我的想法吗？我认为中国的艺术应该有一个更加开阔的视野，她应该容纳各种不同的个性，何必要搞成“亦步亦趋”，心中“儋突”，明年西方又怎样了？

　　我觉得中国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做，而且只有自己不这么做了，才可能在世界上有自己的位置，应该好好研究自己的艺术。中国的艺术，文学和科学往往是相关联的，你能够感受到它们内在有相连的脉络。

　　我们在很奇怪地迷信，迷信西方。1982年我在美国做的第一个演讲就是关于这个主题，而回国后，我觉得中国人越来越崇洋媚外，非常不可理解。

　　我在山西看了那么多石刻，佛像，我想写一些告诉人：需要看什么，怎么读，我想要告诉人们。这件事很重要，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有一个教学理念，但不大被人重视。

　　(打开一张折页，是香港城市大学大厅两侧的壁画，由袁运生运生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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