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文本：罗兰•巴特
2007-8-7 16:00:59  

疏远作者（用布莱希特的话来讲，我们可以在此说是一种真正的“间距”，在整个文学场面的结尾，作者会变成一个陪衬人物像）不仅仅是一种历史事实或一种写作行为：它还彻底地改变现代文本（或者，这当然是一回事，文本今后在被构成和被阅读时都会使作者在每个层次上缺席）。首先，在时态上就不一样。作者，在人们相信有的时候，总被认为是其书籍的过去时：书籍与作者处于同一条线上，但这条线却被分成前面与后面两部分；作者被认为筹划书籍，也就是说他在书籍之前存在，他为书籍而思考、而忍受、而活着；他与其作品之间存在着一种父与子的先后关系。相反，现代抄写者却与其文本同时出现；他不以任何方式具有先于或超出于其写作的某个人，他仅仅是其书籍作其谓语的一个主语。除了陈述过程的时态，没有其它时态，任何文本都永远是此时和现在写作的。这样一来（或者，其结果便是），写作便不能再表明一种记录过程、一种确认过程、一种再现过程和一种“描绘”过程（就像古典作家所说的那样），却可以很好地代表语言学家们继牛津派哲学之后称为性能表现的东西，这是一个罕见的词语形式（只用于第一人称和现在时），在这种词语形式中，陈述活动没有别的内容（即别的陈述内容），而只有它借以对自己大声说话的行为：这有点像是国王们的我诏示和远古诗人们的我赞颂那种情况；现代的抄写者，在其先辈哀惋的眼光里，由于他埋葬了作者，便不会再相信他的手慢得赶不上他的思想或他的激情，因此，也就不会再相信他在建立一种必然性规则时应该强化这种迟缓和无止境地“加工”其形式；相反，在他看来，他的手由于摆脱了任何声音和只被一种纯粹的誊写动作（而非表现动作）所引导，因此可以开拓一种无起因的领域——或者至少，这种领域只有言语活动这种起因而无别的，也就是说，这种说法本身也在不停地怀疑任何起因。
现在我们知道，一个文本不是由从神学角度上讲可以抽出单一意思（它是作者与上帝之间的“讯息”）的一行字组成的，而是由一个多维空间组成的，在这个空间中，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但没有一种是原始写作：文本是由各种引证组成的编织物，它们来自文化的成千上万个源点。布瓦尔和佩居榭都是既高尚又滑稽的不朽抄袭者，而且其最深刻的可笑之处恰恰表明了写作的真实。像他们一样，作家只能模仿一种总是在前的但又从不是初始的动作；他唯一的能力是混合各种写作，是使一部分与另一部分对立，以便永远不依靠于其中一种；他也许想表明——但至少他应该明白，他打算“表达”的内在“东西”本身只不过是包罗万象的一种字典，其所有的字都只能借助于其它字来解释，而且如此下去永无止境：这种经历典型地出现在年轻的托马斯•德•昆西身上，他古希腊语很好，甚至能使用这种已死的语言来表达完全近代的观念和意象，波德莱尔告诉我们：“他为自己准备好了一套随时可以取用的词汇，这套词汇比繁琐的纯粹文学性主题的词汇还复杂和广泛”（《人造天堂》）；继作者之后，抄写者身上便不再有激情、性格、情感、印象，而只有他赖以获得一种永不停歇的写作的一大套词汇：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织物、是一种迷茫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
作者一经远离，试图“破译”一个文本也就完全无用了。赋予文本一位作者，便是强加给文本一种卡槽，这是上一个所指的能力，这是在关闭写作。这种概念很适合于文学批评，批评以在作品中发现作者（或其替代用语：社会，历史，心理，自由）为己重任：作者一被发现，文本一被“说明”，批评家就成功了；因此，从历史上讲，作者的领域也是批评家的领域和批评（即便是新批评）在今天与作者同时被动摇，也就没有什么大掠小怪的了。实际上，在复合写作中，一切都在于分清，而不在于破译什么，结构可以在其每一次重复和其每一个阶段上被后续、被“编织”（就像有人说的长丝袜的网眼编织的情况），然而，却没有底，写作的空间需要走遍，而不可穿透；写作不停地提出意思，但却一直是为了使其突然消失；写作所进行的，是有步骤地排除意思。就在这里，文学（今后最好说写作）在拒绝给予文本（以及作为文本的世界）一种“秘密”的同时，也解放可被称为是反神学的和真正革命的一种活动，因为拒绝中断意思，最终便是拒绝上帝和它的替代用语，即理智、科学和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