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有生气的东西：本雅明
2007-8-7 15:59:44  

贯穿19世纪的绘画和照相摄影，围绕其产品艺术价值所进行的争论，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不恰当和含糊不清的。但是，这一点与其说是拒斥了艺术品的意义，不如说是可能强调了艺术品的意义。实际上，这个争论体现了世界历史所发生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争论双方都未意识到的。由于艺术在机械复制时代失去了它的膜拜基础，因而它的自主性外观也就消失了。可是，由此出现的艺术功能的演化却脱离了19世纪的人的视野，甚至，连经历了电影发展的20世纪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没有觉察到这一点。
如果人们以前对照相摄影是否是一门艺术作了许多无谓的探讨——没有预先考察一下：艺术的整个特质是否由照相投影的发明而得到了改变。
大众是促使所有现今面对艺术作品的惯常态度获得新生的母体。量遂变到质：极其广泛的大众的参与就引起了参与方式的变化。这种参与首先以名声不好的形态出现，这一点不该把观赏者搞糊涂。可是，这里某些人恰恰是极度热衷于事物的那些表层方面，在这些人中，杜哈梅就以最极端的方式表达了他的见解。他对电影首先加以指责的是电影在大众那里所引起的参与方式。他称电影是“受压迫者的一种打发时间活动，是没有教养的、深受痛苦折磨的社会下层人士经过疲惫不堪的劳作之后所进行的一种消遣活动……一种戏剧，丝毫也不需要专心致力，并不以思维能力为前提条件……，它没有点燃人心灵的火焰，而只能引起那些可笑而荒唐的希冀：某一天在洛杉矶也成为一个‘明星’”。我们看到，这根本上属于古老的指责：大众寻求着消遣，而艺术却要求接受者凝神专注。它纯属陈词滥调。剩下的问题是，这种指责是否发表了一种研究电影的观点——这里，需要作深入的考察。消遣和凝神专注作为两种对立的态度可表述如下：面对艺术作品而凝神专注的人沉入到了该作品中，他进入到这幅作品中，就像传说中一位中国画家在注视自己的杰作时一样；与此相反，进行消遣的大众则超然于艺术品而沉浸在自我中。这一点在建筑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自古以来，建筑艺术就提供着一种艺术品的典范，对建筑艺术品的接受就是以消遣方式进行并通过集体方式完成的，它的法则就是最富有教益的法则。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建筑物就一直陪伴着人类。而许多艺术形式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却都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悲剧艺术随希腊人产生，但同时又随希腊人消亡，几百年后，只是依照它的一些“准则”才复兴。史诗，产生在各民族的兴盛时期，在欧洲随着文艺复兴时期的终止而消亡。木板画是中世纪的产物，但是它也同样逃脱不了在历史中销声匿迹的命运。可是，人类对居室的需求却是永恒的。建筑艺术从没有被赋闲过。它的历史比任何一种艺术的历史都要长久，它展现自身的方式对任何一种为大众与艺术品的关系进行辩护的尝试都具有意义。建筑物以双重方式被接受：通过使用和对它的感知。或者更确切些说：通过触觉和视觉的方式被接受。如果人们根据旅游者面对著名建筑物常常所作的凝神专注去构想这种接受，那就不会把握这种接受。触觉上与视觉上的凝神专注绝不是对立的。触觉方面的接受不是以聚精会神的方式发生，而是以熟悉闲散的方式发生。面对建筑艺术品，后者甚至进一步界定了视觉方面的接受。这种视觉方面的接受很少存在于一种紧张的专注中，而是存在于一种轻松的顺带性观赏中。这种对建筑艺术品的接受，在有些情形中却具有典范意义。因为：在历史转折时期，人类感知机制所面临的任务以单纯的视觉方式，即以单纯的沉思冥想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它渐渐地根据触觉接受的引导，即通过适应去完成。
然而心不在焉者也是能够去适应的。更有甚者；某些任务就因能在消遣中去完成，才表明完成这些任务对某个人来说已成了习惯。通过艺术所提供的消遣，人们可轻易检验属统觉的新任务在怎样的范围内能被完成。此外，由于对单个人来说存在着逃避这些任务的诱惑，因此，艺术在唤起大众之处触及到了那些最艰难和最重要的任务。目前，电影便展现了这一点。消遣性接受随着日益在所有艺术领域中得到推重而引人注目，而且它成了知觉已发生深刻变化的迹象。这种消遣性接受借助电影便获得了特有的实验工具。电影在它的惊颤效果中迎合了这种接受方式。电影抑制了膜拜价值，这不仅是由于它使观众采取了一种鉴赏态度，而且还由于这种鉴赏态度在电影院中并不包括凝神专注。观众成了一位主考官，但这是一位心不在焉的主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