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感情的传达：托尔斯泰(二)
2007-8-7 15:55:55  

泰纳坚决地抱持着这个信念：“人们的境况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他们的心理的变化”。  
但是，任何一定社会的文学和艺术恰巧是由它的心理来说明，因为“人类精神的产物，正如活的自然的产物一样，只能由它们的环境来说明”。因此，要了解某一国家的艺术和文学的历史，就必须研究在它的居民的境况中所曾发生的各种变化的历史。这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只要读一读《Philosophie de I＇art》，《Histoire de la litterature anglaise》或《Voyage en Italie》［《艺术哲学》、《英国文学史》、《意大利游记》］，就会发现这个真理的许多最鲜明和最有才华的例证。但是泰纳，正如斯达尔夫人和他的其他前驱者一样，仍然坚持着唯心史观，这就阻碍了他从他所鲜明而有才华地证明了的毫无意义的真理中得到文艺史家所能得到的全部益处。  
由于唯心主义者把人类智力的成就看作是历史运动的最终原因，所以泰纳的结论是，人们的心理是由他们的境况所决定，而他们的境况又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于是产生了许多的矛盾和困难，泰纳象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一样，求助于在他那里以人种形式出现的人的本性来摆脱这些矛盾和困难。这把钥匙给他打开了什么样的门，从下面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大家知道，文艺复兴在意大利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开始得早，而且一般讲来，意大利比其他各国最先结束了中世纪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引起了意大利人的境况中的这种变化呢﹖泰纳回答说，是意大利人种的特性。我让您去判断这样的解说令人满意到什么程度吧，我将转到另一个例子上去。在罗马的霞拉宫里，泰纳看见了普逊的风景画，他这样说道：意大利人由于自己人种的特殊性质，对于风景画有一种特别的理解，在他们看来，它同样是一个别墅，只不过是一个面积广阔的别墅，至于日尔曼人种却是为了自然本身而爱自然。但是在另一个地方，同一个泰纳是这样谈到同一个普逊的风景画的：“要能够欣赏它们，就必须热爱（古典的）悲剧、古典的诗歌、仪式的豪华和贵族或帝王的外表的威严。这样的感情是和我们同时代人的感情相距无限遥远的。”但是为什么我们同时代人的感情与那些热爱豪华的仪式、古典的悲剧和亚历山大诗句的人们的感情如此不同呢﹖是不是因为，譬如说，“太阳王”时代的法国人与十九世纪的法国人是不同的人种呢﹖真是奇怪的问题！要知道，泰纳本人一直是坚决而且毫不动摇地反复对我们说，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没有忘记这点，跟着他重复说：我们时代的人们的境况同十七世纪的人们的境况是相距得非常远的，因而他们的感情是跟布瓦洛和拉辛的同时代人的感情非常不相同的。还须认识清楚，为什么境况改变了呢，换句话说，为什么ancienregime［旧制度］让位于现在的资产阶级制度呢，为什么在路易十四几乎毫不夸张地说过“朕即国家”的这同一个国家里，现在是证券交易所在实行统治呢﹖对于这个问题，这个国家的经济的历史回答得令人十分满意。  
敬爱的先生，持有各种极不相同观点的作家们曾经反驳过泰纳，这您是知道的。我不知道您对于这些反驳有什么感想，可是我要说，批评泰纳的人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甚至能够动摇一下这个归纳了他的美学理论中几乎全部真理的论点，这就是：艺术是由人们的心理创造的，而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而变化的。同样地，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猜测到那使泰纳的观点不可能继续有成果地发展的根本矛盾；他们中间也没有一个人看出，依据他的历史观，由人们的境况所决定的人们的心理，其本身就是构成这个境况的最后原因。为什么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看出这点呢﹖——因为这个矛盾完全贯穿在他们自己的历史观中。但是这个矛盾是什么呢﹖它是由什么样的一些因素构成的呢﹖它是由两个因素构成的，其中之一叫作唯心史观，而另一个叫作唯物史观。当泰纳说人们的心理是随着他们的境况的变化而变化的时候，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可是当同一个泰纳说人们的境况是由他们的心理所决定的时候，他是在重述十八世纪唯心主义的观点。大概用不着再补充说，他的关于文学和艺术的历史的最成功的见解并非由后一个观点所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