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为感情的传达：托尔斯泰(一)
2007-8-7 15:54:49  

然而，奇异化不仅是色情谜语婉转化的手法，而是一切谜语的基础和唯一的意义。每一则谜语或是用通常并不使用的词语来说明和描绘事物（如“两头两个环、中间一根钉”之类），或是用某种类似滑稽模仿的声音的奇异化：“TOH Да　TOTOHOK” （NON N NOTONOK） “CNOH  NA KOHДPИK ”（Заспои　конник）19 
有些色情形象非谜语，但也是一种奇异化，如所有轻佻小曲中的“木球槌子”、“飞机”、“小娃娃”、“小兄弟”等等。 
这些形象与踩青草和砍荚蒾等民间形象有相通之处。 
在色情散文里普遍运用熊和其他动物（或魔鬼：辨认不出的另一个理由）辩认不出人的情节和形象，这也是十分明显的奇异化手法（《无畏的老爷》、《公正的士兵》）。 
德•康•泽列宁所编的童话集中第七十篇童话里的“认不出来”是很典型的。 
“一个农夫赶着匹花斑马耕地。熊走过来问道：‘大叔，是谁把这匹马弄成了花斑的﹖’‘是我自己弄的。’‘是怎么弄的﹖’‘我也把你弄成花斑的吧？！’熊同意了。农夫用绳子捆住熊的脚，从双轮犁上卸下犁刀，把犁刀在火上烧热，然后就在熊背上大烫特烫起来：灼热的犁刀烧掉熊的毛皮，露出肉来，熊就变成了花斑熊了。农夫给熊松了绑，熊走开几步，在一棵树下躺下。飞来一只喜鹊在马身上啄肉吃。农夫捉住它并扯断它一条腿。喜鹊飞到下面躺着熊的那棵树上停下。喜鹊飞走后又飞来一只大苍蝇，它也停在马身上啄起来。农夫捉住它，往它屁股里插进一根小棍子，把它放走。苍蝇也飞到那棵树上停下来。它们三个都呆在那里。农夫的妻子把午饭给他送到地里来。农夫和妻子在清新的空气里吃过饭，然后把她按倒在地上。熊看见了对喜鹊和苍蝇说：‘我的老天爷，农夫又要把谁弄成花斑的？’喜鹊说：‘不对，他要把人家的腿扯断；’苍蝇则说：‘也不对，他要往人家屁股里插根棍子。’” 
我想，谁都清楚，这篇童话用的手法和《霍尔斯托密尔》的手法里一样的。 
在文学中常常见到对动作本身的奇异化。如《十日谈》中的“刮酒桶”、“捉夜莺”、“弹羊毛的愉快游戏”，后面这个形象并未扩展为情节。在描写性器官时也经常用奇异化。 
有一系列故事情节是建立在其“不能辨识”的基础上。如阿法纳希耶夫所编《历代童话精选》中的《胆小的贵妇人》，整个童话的故事都建立在不用本来的名称来称呼事物的基础上，即建立在不能辩识的巧用上。昂丘科夫所编童话集中第二百五十二首《女人痣》、《历代童话精选》中《熊与兔子》都是如此。熊和兔子修补“伤口”。 
象“杵与臼”或“魔鬼与地狱”这类结构也属奇异化手法（《十日谈》）。 
有关心理排比中的奇异化问题我将在关于情节编构一文中论及。 
这里我要再次重申：在排比中重要的是感觉出同中有异。 
排比的目的一船说来与形象性的目的相同，是把事物从它通常的感受领域转移到一个新的感受领域，也就是说，是某种特殊的语义变化。 
我们在研究诗歌言语时，无论是研究它的语音和词汇构成，还是研究它的词语位置的性质以及由词语组成的意义结构的性质，我们处处都能见到艺术具有同一的标志：即它是为使感受摆脱自动化而特意创作的，而且，创造者的目的是为了提供视感，它的制作是“人为的”，以便对它的感受能够留住，达到最大的强度和尽可能持久。同时，事物不是在空间上，而是在不间断的延续中被感受。诗歌语言正符合这些特点。在亚里斯多德看来，诗的语言应具有异域的、奇特的性质20，事实上它也常常是异域的：如苏美尔语之于亚速利亚人，拉丁语之于中世纪欧洲，阿拉伯语之于波斯人，古保加利亚语之作为俄罗斯标准语的基础；或者它也常常是一种被提高的语言，如与标准语相近的民歌语言。诗歌中古词语的广泛运用，“doicestillnuovo”（悦耳新文体）语言的艰深化，阿尔诺•丹尼埃尔21的晦涩文体以及造成发音困难的种种形式（迪埃兹22。《行吟诗人的生活与劳动》，第213页），都属这种情况。列•雅库滨斯基在他的论文里阐明诗歌语言中的一种规律，即有时通过重复相同的声音以造成语音上的困难。所以，诗歌语言是一种困难的、艰深化的、障碍重重的语言。有时诗歌语言与散文语言相近，但这并不与艰深化的规律相悖。普希金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