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为艺术家的自白
2006-11-15 15:28:15 罗子丹 

　　在荔枝滥市的背景下，在成都经济电视台"深夜快递"栏目的配合下我创作了《日啖荔枝三百颗》。99年7月18日炙热的上午，在市区一块露天场地十余只满载着荔枝的称盘围着的弧形之间，一个从附近水果摊位请来手托荔枝的小贩侍侯下，我身着长袍古装坐在旧式木椅上，口啖荔枝不断，边吃边用粉笔画"正"字计数；身后的大屏幕彩电循环播放着自己围绕苏轼诗句"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采取各种方言制做的广告。在２个小时艰难的吞咽中，我一共吃下了二百多颗荔枝。9月11日，针对不久前发生的美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事件，在当地颇有人文色彩的"小酒馆"内自己盘腿静坐，头顶一只硕大的青花瓷盘，清水从高高悬挂的弹形铜筒尖锐的底端不断滴落并滋养着瓷盘里面的一条小金鱼。这个名为《营养与胁迫》的作品其实表达了对中国当时理智处理该事件的赞同。在一个类似达摩克利斯之剑的符号下，环绕的中国古典音乐烘托了面临威胁从容自度的氛围，以及东方“阴在阳之内，不在阳之对”的智慧。同年10月，进而创作了《遛狗的预言》--在晴朗的一天，自己和一位来自西方的女士分别牵着一只洋种狗与本地狗悠闲漫步在一条笔直宽广的公路上--希望从和平的角度，双方相处有如遛狗般的轻松闲散，并能以人文高度自如驾驭彼此所长，近早摆脱东西方的低级对抗。
　　这个时候，著名艺评人栗宪庭传来了他的评论文章，里面提到中国的观念艺术家中，就其数量、执着的程度，以及坚持艺术直接与普通大众对话这点而言，唯罗子丹最突出。我想这一评价是中肯的。截止99年底，自己已创作了近40件观念作品。在把行为艺术从"地下"挪到"地上"坚持不懈的努力下，已促进成都成为中国对行为艺术知晓程度最高，讨论最为频繁的城市。后来自己来到北京，接触到当地的圈子，部分人依旧抱守着十分可笑的态度，即认为一个前卫艺术家，没能划在北京、上海的艺术群体，不管做得再好，也不能算是“重要的艺术家”，作品也几乎等于零。这些人眼里的政治意识形态依旧是一只能在以西方价值体系为中轴的艺术功利框架有效运转的车轮；或搬出自身尚咀嚼的半生不熟的"传统"招摇于对东方文化有泛泛兴趣但远未做深入研究的西方人面前，做一些浅薄的关于老庄图解式的行为、装置说明；要么便处心积虑的寻找一个能以小博大的"点"，方便自己快速出位。其中不少正如龙应台先生指出的那样，明明是蚂蚁啃骨头，却偏偏要将自己描述成大象。中国观念艺术暴露出的浅薄一方面源起相关的老外圈--据我的观察，目前的他们相当部分并非西方知识界的精英，充其量只能算是二三流的角色；另一方面，与文化群体的素质有直接的关系。拿行为艺术作比，在别的国家，除了画家，还有哲人、戏剧人、公益人甚至自然科学家、建筑师的参与；而中国，做行为几乎清一色都有绘画的前科（我也是其中一个）。排除不少人因看到其中"有戏"或自觉操持原有行当已无路可走而半路出家外，也存在正面的理由：可以说，在过去呆板的教育体制下，生性自由的美术群体算得上是天然的本性较能冲出若干僵化的条款封杀的一支，当一种更贴近当代人的表达方式应运而来时，他们便忽视了种种冒险，本能的抓住它。尽管和八十年代义无反顾投入第一次商业大潮的群体有些相似，但对象北京的张洹、台湾的谢徳庆这样的艺术家自己充满了敬意，他们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与勇气。随着前卫艺术"观念"先行的倾向，相关批评家、艺术家文化底蕴的不足更加明显。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真空地带，相信随着类似"行业"的狭隘认识被破除，会有一些赋予独立人格及真才实学的各色学者来填充。这是必然的趋势。当然，一切也须建立在知识分子自我人格完善的基础上。
　　新千年的一、二月，我先后实施了反映知识分子流氓化的作品--《流氓化给知识分子带来自由？》，《富有知识分子流氓化倾向》。前者以皮带往返抽打地面宣纸的诗句与自己的背脊展示了"流氓化"过程中自虐、他虐与虐他互动的鲜活场面；后者发生在北京一个名流汇集的酒吧，自己身着中式马褂，盘腿端坐榻上，面前的老式几案陈列着若干供品，身旁的侍女则不时小心将饮品、食物送到我嘴边，而以前自己作为一个白领在垃圾堆里捡钱的录象投影则循环投射在身后的大屏幕上...表演过程中，我或对服务小姐颐指气使，或将自己牛饮XO的姿势投映在身后。知识分子流氓化虽然是一个老大难问题（2500年前的孔子和盗跖曾就此问题摆出过彼此的立场），但在历史上它带来的慌乱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值得注意：严重脱离了传统的根基、严重物质利益化、严重的漠视责任...如同一句某个大众层面的流行语--"越堕落，越快活"。我想，这对他们是有一定理由的，尤其当我们的文化在自身尚感迷惘的境况下无法给其正确指引；但还是有希望，如果一些文化人不能看到它，那请别昧着良知仅为着名利瞎干。尤其某些文化根基浅薄的“前卫人士”，我认为他们是根本不配谈及"无为而无不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