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行为艺术家的自白
2006-11-15 15:28:15 罗子丹 

　　一到那个画家村就能明显感受到这种地下状态。确切的讲，是一种在开始被漠视的地下状态。
　　村落在北京的西郊，离最著名的两所高校很近，除了汇居着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由画家，还有一些诗人、作家、音乐人，电影人等等。应该说，带着新鲜感的开始能感受到一种明显的自由气氛。大家几乎都住着同样简陋的房子，同样简朴的穿着，几瓶二锅头、一点凉菜就可以聚在一起海阔天空的聊着；逐渐相熟的三五个人便有了一个小小的圈子，时不时会谈及一些与艺术有关的话题，兴致来了，甚至可以谈个通宵。至今我都认为那是人生中非常美好的一个段落。真正的分化缘起部分画家开始有机会出售自己的作品。
　　由于以前的收入，比起村里一些连基本生活都成问题的人（当时这样的不在少数），自己的条件还算不错。我是性情中人，大家兴致一来，吃饭馆，坐酒吧都是自己在掏钱。93年底，考虑到积蓄减少，我重返成都，在新南门开了一间不足6平方米的美工部，也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商业才能。当时附近的美工部已多如牛毛，市场也趋于饱和，我在投入一千元资金，只招收了一名生手的情况下，接连培训、业务、制作，营业额连续数月达到三万多，月均纯利润在万元以上，成了邻近店铺眼中的致富能手。性格决定了自己在一段时间里只能单纯的做好一件事，和商家打交道的过程中断不会把自身放在“艺术家”的位置上，也没有那些狭义的文人气。这和与"圈里人"打交道有很大反差。当后来"痞气"在文化人群中流行起来时，对他们我依然抱守着真诚、执着及认真，尽管这些在他们眼里已是过时的迂腐。事实上，在当前追名逐利的大环境中，艺术界缺乏一种本质的真诚，这是任何所谓成熟的理由都无法敷衍的。
　　94年，我再次来到画家村，而此时的画家村早已不是过去的画家村了。作为全国最大一个没有依附官方体制的艺术家自由集结地，它逐渐为国际上的重要媒体及国内一些较为活跃的文化媒体所关注，这种关注给一开始普遍遭受冷遇的艺术家们带来了机会，其直接表现在闻讯而来的各式画商，老外们开始为画家的作品付帐。画家之间有了明显的分化，卖相好的画家开始形成新的圈子，并明显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一道有意思的风景线：生活相对好转的画家一改过去“室内型”的生活状况，经常出现在村口呼朋唤友，或在邻近的小饭馆海吃海喝，声调之张扬确使人联想到暴发户。当时一个画友常在我面前发泄他的不满，"你看，他们象不象一群农民？"这种分化给经济远未翻身的画家们带来了明显的压力、躁动，更多的人挣扎起来，寻求种种卖画的路径以求改变现状。出于不同原因逗留在北京的外国人成了他们眼里最直接的目标。至今清晰的记得通往村口的小路常有一些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而一些画家即使遭遇陌生的他们，也会远远操持着蹩脚的英语高呼“哈喽”，然后连比带划将目标诱进自己简陋的画室；画室一旦来了老外或画商，通常是门户紧闭，即便相熟的画友来访敲门也佯装无人。透过这些从当初可笑到今天"成熟"的操作伎俩，应该看到他们对将来也有着平常、善意的构想，即通过经济、社会地位的升迁能有更优越的从艺环境，更加自信。不知他们是否清楚，成功从来是艺术追求的结果，而非目的；尤其在难以两全的初级阶段，这种构想和前面提到的那些装修或广告人的梦其实是一样的。当时的中国其实很需要这些独立于国家意识形态抱守着个人意志的艺术群体，遗憾的是，作为一个整体，还远未完成自身意志与人格的完善便匆匆投入了商业利益的怀抱，而能在后者寻觅一个栖身之所又绝对是以牺牲前者为代价的。作为初级阶段的中国，“初级”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它同样体现在包括当代艺术这样看似前卫的精神领域，而上述的 "牺牲"也绝不限于一个画家村，而代表了迄今为止中国前卫艺术的主流。此时，画家村给我的印象已经和过去的子弟校、美术学院没有多大的差别，甚至还要糟，因为它毕竟是寄予了希望自找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