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的时代与视觉转向
2008-1-20 11:36:34  新华网

 (1)充斥于现实生活的图像之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经济改革的历史化进程，中国的许多发达地区已经进入了消费社会。而且，这一全新社会形态的形成，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正如著名文化学家詹明信早已指出的那样，通过商品形式的逻辑，人们生产出了极为丰富的文化产品。由此，他强调指出“文化正是消费自身的要素，没有任何社会像消费社会这样，有如此充足的记号与影像。”（1）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是出于引领或培养商品消费的需要，商业资本家们生产了无以数计的商业广告，眼下，它们铺天盖地的出现在街头、报纸、杂志、网络与电视中，使任何人也无法回避；另一方面是出于扩大文化消费的需要，那些活跃在文化产业第一线的商人们还生产了大量的流行图书——包括漫画、影视与多媒体产品。其运用声光电等多种手段，对人们形成了巨大的影响。于是，文化的传统意义上的情境被消解了，现代都市也演变成了影像的城市。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公众的生存体验方式，也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艺术的创作方式。艺术家李邦耀最近创作了一件印刷装置，名为《解毒药》。在这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的作品中，艺术家将充斥于各类流行杂志上的彩色图像堆集在一起，不由得引发起我们无尽的联想。如果以这件作品为基点，然后再联系现实生活以及相关的当代艺术作品，我们将不难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在商业化逻辑的推动下，越来越得以加强的图像生产，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充斥于中国社会，并无情地包围着当代中国人。更加重要的是，其不但渗透或主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还构成了一些新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这也导致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第二、不管我们愿否承认，传统的话语形式正在向新型图像文化的形式转变，加上数码照相机、DV摄像机或电脑的普及，社会大众都成了潜在的图像制造者，所以人们越来越习惯于用图像进行交流；

    第三、形形色色的图像在进入社会交流的过程中，逐渐会超越本来的含义与功能，并形成有力与有影响的文化意象，因此，在社会上流行的公共图像并不只是纯粹的消费性对象，还是艺术家可资利用的资源与材料。

    也许我们还可以得出其它结论，但我们觉得仅是以上三点便足以说明为什么中国当代艺术与流行图像与相关的高科技媒介有着割舍不断的文化联系，进而使得中国当代艺术在创作方法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据我们所知，不少精英主义者对于中国当代艺术家大胆挪用公共图像及相关处理手段的做法是颇有非议的，其中，最具“学术影响力”的理由是：公共图像及相关处理手段完全属于大众文化的范畴。而将神圣的艺术创作与大众文化扯在一起，只会降低艺术的品味。因为大众文化是按配方批量制作的，具有无风格、无难度、无个性与平庸低俗的特点，甚至是资本家受商业利益的驱动对大众的单向性操纵。

    很明显，以上看法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性人物阿多诺的影响。熟悉阿多诺的人都知道，这位文化学者的“群众文化理论”有着强烈的“精英审美论”的倾向。他一向强调精英文化独一无二的精神自由和思想的价值，甚至将大众文化视为低等文化。不过，阿多诺的理论虽然也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并且促进了不少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与讨论，但它毕竟是阿多诺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前的理论建树，在今天已经是一个成为过去的历史产物。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商业社会的飞速发展，大众文化已经以极有力的方式取代了精英文化的至尊地位。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作为新的知识增长点，大众文化不仅能提供新的思想与价值，还能开启文化的新走向。（2）倘若对大众文化采取不屑一顾的态度，只会使一个研究当下文化的人丧失必要的学术敏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