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影像与民间行动
2008-1-4 11:28:28  

意义何在? 

1. 社会支撑:民间影像的新动力 
1996 年以后,随着新纪录运动影响的扩大,上海“101 电影工作室”、广州“缘影会” 、北京“实践社”,昆明“复眼”小组、成都“白夜”影会等相继成立,成为民间影像的生产、观赏和研讨组织,但随即在合法化危机面前举步维艰。因为现行的社团管理体制对社团登记有严格的指标限制、地方限制、主管部门限制。上述民间影像团体基本无法进行合法登记注册,多次受到调查,并被要求解散。但是民间影像组织通过与其他领域合法的非政府组织结合,可以完成正常的组织化推广,解决自身合法化问题。此外,民间影像社团既没有类似西方的政府拨款,也鲜见来自社会的捐赠(最多收取为数极少的会员费),大多在义务推广中艰难支撑(北京的实践社、成都的白夜影会已停止活动)。相反,“NGO 的网络能够提供纪录片再生产的能量”(张钊维,2005),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纪录片生产的资金来源问题,有助于形成一条扶持民间纪录片创作的生态链。如在“北京+ 10:中国行动纪录”中,除了提供培训和基本摄像器材外,项目组还可以“积极推荐已有前期工作成绩的培训者申请小额度经费支持”。胡杰也发现,与NGO 的“良好的合作会给我提供一些接触访问者的便利,也可使我从经济上走出困境。”27 同时,纪录片也可以仰仗非政府组织的网络和渠道实现社会救助的放大扩散效应。如曾获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幻面奖”的《学生村》在云南电视台播出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由于缺乏与专业NGO 的配合,来自民间的捐赠、资助大多都通过作者魏星来中介完成,但假如通过专门的负责人员,专业的救助服务和NGO 透明的捐赠渠道,将使纪录片的社会功效得到更大发挥28 。 
2. 社会行动:中国纪录片的新起点栏目化是中国纪录片生长的第一个地基,对纪录片的普及推广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是,同样因为栏目化带来的播出压力和收视率压力,使纪录片在选题上逐渐远离现实问题,回避社会矛盾,在思想和技巧上越来越中规中矩。一些纪录片热衷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着力于美学效果、煽情效果,而逐渐淡化了自己的社会责任。而沉重感的缺失,正是中国纪录片日益边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纪录片向社会行动的转向,中国的民间影像将有望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存在,从而在一个新的向度上扭转当下纪录片的歧路。 
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第三领域的参与和介入,民间组织的成长,离不开各种社会动员工具的运用。纪录片拍摄是一种思考的方式,更是一种行动的方式。在发展传播学视野中,纪录影像被一些发展中国家用来帮助解决农业、教育、环境、计划生育、性别平等以及公共卫生等发展问题。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时代背景,也提供了纪录片的用武之地。从电影史看,每个独具风格的运动都产生于特定的政治语境和社会语境之中。29 通过与知识启蒙、社会教育、民主参与等社会运动的结合,中国纪录片将可望扎根于更坚实的社会土壤上。从旁观到介入,从思考到行动,在这个新的转向中,纪录影像因为与时代的脉搏共同跳动而踩到了生活的实地。这是新纪录运动精神从理想到实践的深化,也是中国纪录片成长的一个新起点。 

3. 社会责任:中国纪录片的新路标 
真实是纪录片的第一个台阶,但真实不是目的。客观是纪录片应有的立场,但客观不是袖手旁观。中国纪录影像在新纪录运动之后的当下转向,昭示着我们一度因为矫枉过正而忽视的纪录片社会功能的回归。中国的纪录片从背离形象化政论之后开始上路,经历了对纪录片的真实、态度、技法、创作风格、表现手段等的探索和实践之后,从本体论、创作论的层面,又重新回到价值论的层面。 
事实上“真实和客观”与“介入和参与”并非水火不容,前者是一种职业素养和行业操守,后者是创作者应有的个人立场与社会态度。罗森陶(Alan Rosenthal,1980;3)曾有言,“纪录片应该被当作是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甚至是一种武器”。从20 世纪30 年代起,纪录片美学的实验就让位于电影政治学的实验(R. M. Barsam, 1992;112)。在60 年代反战、民权等社会运动,70 年代女权、环保等“微观政治”中,以公民参与和社会重建为核心的行动主义,已成为世界纪录影像的一个重要精神遗产。问题的关键是在于“参与吴文光. 小川绅介:一个日本纪录片制作人和一种纪录精和介入”的同时是否遵守了以真实为本的纪录伦理。正如纪录片人崔明慧(Christine Choy)在与滋根基金会合作拍摄《雀鸟村》时所强调的:是否真正“倾听到人们发自内心和来自灵魂的真实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