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影像与民间行动
2008-1-4 11:28:28  

牺牲拍摄对象的尊严和隐私上,凸显出当下纪录片的某种社会冷漠。这种对纪录片社会功能的无力感也在纪录片人中引起共鸣。当有人问吴文光的《江湖》拍摄结束后最大的遗憾是什么时,他回答说是他的工作对大棚人没有任何帮助。21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民间影像的致命伤和纪录片人试图努力的方向。 
新纪录运动是从乌托邦中走出来的,当纪录片人从理想的彼岸回归现实的土地,向底层靠近并走近真实的时候,下一步该向何处去,不能不引起他们的思考。《怒江之声》的作者史立红就坦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有了理想敢不敢去实现它,是理想主义者和空想主义者的本质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一个敢于实现自己的理想的理想主义者。”22 反思后的纪录片人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观察和记录,于是开始从道义上的关怀、精神上的救赎,走上了现实社会的救赎,并在行动中为中国纪录片发展中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向。真实就是力量,而力量要得以彰显,就必须在行动中来体现。痛定思痛之后,纪录片人重新上路了。 

2. 外因:第三领域的快速成长与公共媒介体制的结构性缺失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大量社团组织、中介机构以及社区组织的崛起,一个逐渐壮大的民间社会正在中国形成(王颖:2001)。民间社会也叫“第三领域”,其中活跃的主体是大量非政府组织(NGO)或者非营利组织(NPO)。截至2004 年底,我国正式注册登记的非营利组织超过30 万个,加上大量没有正式注册的组织,我国非营利组织(NPO)总数大约在300 万个以上。23非营利组织具有非营利性、组织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等特点,具有不同的价值观、组织使命和关注领域,但都致力于解决政府和市场力所不及的社会发展问题,如著名的希望工程、反家庭暴力、环境保护等。 
传播学者罗伯特· 哈克特说过,“社会运动离开自己的传播渠道就无法生存”(Hackett,R.A.2004;177)。第三领域的发展需要一系列社会支持系统,其中就包括媒介系统。但是在当下中国传媒的政治化与商业化状况并行不悖的情况下,中国的第三领域却没有公共媒介体制与之配套。按照卡伦(Curran)的民主化媒体系统的运作模式,纪录片属于其中的公民媒体领域。“公民媒体领域所支持的是公民社会积极从事各种社会运动的组织”。24 在公众利益的媒介支持结构性缺席的情况下,成长迅猛的中国非营利组织如果要提升行动能力,只有多方寻求传播资源和渠道。公民媒体领域的民间影像及其他草根媒介就是他们最可近用的武器。 
由于发育先天不足,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诸如资金缺乏、公信力不足等。特别是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声音微弱,认知度低,因而缺乏足够的公众信任与公民参与。非营利组织只好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来加强自我宣传、激励各种亲社会行为。如“GAD 网络”之所以进行纪录片培训,就是因为他们认识到,“纪录是一种力量。纪录不仅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它本身也是创造历史——发出我们的声音,表达平等的吁求和理念。它能够让不同地区的NGO 增加彼此了解,也有助于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妇女的处境、需求和NGO 的实践”。25 另有调查显示,非营利组织面临的问题依次是资金缺乏(41.1%),缺乏场地(11.7%),缺乏人才(9.9%),政府支持力度不够(8.5%)( 邓国胜,2001)。纪录片对非政府组织最立竿见影的支持,就是在劝募和激发志愿者上。如1988 年就开始支持中国偏远农村草根性发展活动的香港“滋根基金会”(The Zigen Fund),于2002 年约请著名华裔纪录片人崔明慧(ChristineChoy)专程到中国贵州的雷山县,摄制了一部反映乡村女孩为实现受教育的梦想艰难跋涉的纪录片《雀鸟村》(Sparrow village)。该片的DVD 被赠送给美国所有滋根的捐助者,以回馈和见证他们的好心好报。“DVD 发行30 天之后,即募集到6万美元,按每个孩子一年20 美元计算,这是大约3000 名孩子一年的学费”。基金会的负责人LilyLee 激动地说,“感谢这部片子”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