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影像与民间行动
2008-1-4 11:28:28  

专业性、学术性的纪录片生产,对开发纪录潜能,提升纪录片的品质、价值和文化水准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获得国际NGO 支持和后续发展援助来改变现状的重要途径。在新纪录运动中,从《三节草》、《山洞里的村庄》到《江湖》,摄像机虽开始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里掘进,但由于作者缺乏应有的学术训练,其研究的高度、广度和深度往往受限。而近年一些专业知识分子开始进入纪录片生产中。除艾晓明在妇女维权领域比较活跃外,在人类学领域,中央民族大学滕星博士历时5 年,记录了45 名生活在澜沧江畔、中缅边境“金三角”地区的拉祜族女童,如何通过学校教育,试图从一个原始母系残余制社会进入21 世纪现代社会的故事。《拉祜族女童》作为一部西部基础教育的精彩人类学个案研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评价。在社会学方面,与中国社科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展开《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研究的同时,广州缘影会的骨干成员也在三元里村用影像的手段来对中国的城中村现象进行影像的研究。在完成这项名为“三元里计划”的社会学研究之后,负责人欧宁参加德国联邦基金会的《北京个案——高速发展的城市化文化》研究项目,来自德国和中国的10 个艺术家和小组来共同研究高速城市化中的中国大都市。在云南,因为“发现很多纪录片并没有给拍摄的社区带来什么利益”,云南博物馆的郭净博士便开始了他的“乡土影像教育”,在福特基金会的资助下,项目已完成第一期。汤堆村村民孙诺七林、熙绕桑波等拍摄编辑了《黑陶人家》、《茨中圣诞夜》、《冰川》等纪录片,郭净完成了研究报告《学习我们自己的传统》。他要解决的问题,“是现代教育体系与社区传统教育体系的脱节”,进而“探索一套适合农村乡土知识传承的影像教育方式”。17 知识就是力量,专业人士对纪录片生产的介入,对充分发挥纪录片的效能、展开专门的社会救助和社会教育意义深远。 

为何转向? 

1. 内因:方向偏离与自我反思 
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纪录片在新纪录运动的旗帜下发生了一次重要转向,在脱离形象化政论、告别主导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过程中,重新拾取了对人的关注,与西方的人文纪录片在精神上接轨了。但是,在疏离了宏大叙事的同时,也逐渐在个人化、底层化、诗意化过程中,掉进了琐碎、边缘、犬儒化的裂隙中。当纪录片沦为可有可无的节目形态、无关痛痒的人物写真,或者让观众一掬同情之泪的情感消费品的时候,当观众认为纪录片就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时,过多旁观的微观叙事使纪录片因为缺乏与时代重大事件的同频共振而失去其应有的文本重量。有人批评:“不少纪录片满足于纪录个体的表层生活状态,而回避人生活中制度层面、社会层面的问题,出现创作者主体意识的逃遁”(张红军,2005)。“很多人因此缠绵于个人的情怀,而置社会的责任于不顾”(何苏六,2005)。法国飞帕国际电视节秘书长让·米歇尔则毫不客气地说,“它们中间很多展示的是一些底层人艰难的生活处境但却很少揭示原因。似乎那些结果是理所当然、自然而然的” 18。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纪录片在新纪录运动之后出现了种种问题。 
虽然纪录片人对社会边缘、底层的弱势群体投入了较多的关注,但不管是对流浪儿童、下岗工人、农民工的贴近观察,还是对保姆、三陪女、老人、同性恋者生存状态的纪录,虽然彼此能在拍摄中建立平等亲近的关系,但拍摄完毕即宣告这种关系的结束。作品除了对对象个体乃至总体的生存处境表示同情外,本身很难产生真正效应。在个别作品中,作者甚至凌驾于对象的苦难身上,醉心于苦痛的价值。如拍摄《修自行车的人》(获得凤凰卫视中文台半年奖特别奖)的郭奎勇说:“这次,我面对着一个真正的底层人物,他不仅有一个外地来京生存的人物的特点,而且有着他自己的个性和经历。我完全被这些东西迷住了,渴望把他用影像呈现出来。”19 类似的猎奇冲动在伤害了拍摄对象的同时也伤害到纪录片本身。也正是出于对这种无为和冷漠的反感,纪录片人开始了自我批判和反思——“有些纪录片的导演强调他关注的是边缘社群、低层人的生活,实际上他们拍了以后就去各个艺术节参展,去参加各个艺术展览,对所拍对象的生活处境一点帮助都没有。这个就是影像制作者对被拍摄者的剥削”。20 这种“拍摄- 参展- 成名”的自我实现模式将纪录片的道德拷问和社会责任置之度外,将成功建立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