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影像与民间行动
2008-1-4 11:28:28  

2. 从个人创作走向团队行动 
在新纪录运动中,“个人化”、“独立”是继“真实”之后的典型话语(吕新雨,2003:14)。个人化既是一种生产方式(即上文所言的“独立操作”),也是一种精神操守。个人化是在社会体制和文化系统转型过程中,对以往影像生产“集体化”、“主流化”等言说方式的一种疏离。其核心是坚守个人的价值立场,从个人视角,对人性、生存状态、地域文化、人文形态等进行发掘与镂刻,讲述个人感受、体验、理解和叙事——正如原实践社组织人羊子所言:“更注重个人化的表达,强调不受干涉的原创性。” 8 许多新纪录运动作品普遍凸显一种强烈的作者意识——“要发出的是自己有个性的声音”。9 从《流浪北京》、《彼岸》到《江湖》、《阴阳》,这些纪录片人进入自己的观照领域,各自挖掘文化地层,相忘于江湖。 
多年以后,当初四海为家的纪录片人开始重新聚合到一起,他们不再醉心于一种个人化的乌托邦追寻,也不再从事零敲碎打的片段纪录,而是开始寻找集体的力量和行动的方式,即如小川绅介所言,“集合起来,共同推动,形成力量”。10段锦川、蒋樾、康健宁三人深入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屯,通过10 多位历史事件亲历者的口述,再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更多的纪录片人则开始与中国蓬勃兴起的非政府组织相结合,作为有计划、有组织的总体行动的一部分,在村民行动计划、社会性别运动、环境保护运动、抗击艾滋病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纪录片人奚志农,2000 年创办民间组织“野性中国”,提出“用影像保护自然”的口号,开创“中国野生动物摄影训练营计划”,致力于“提高公众和政府的自然保护意识,推动中国自然历史题材影像的发展”。11 胡杰、艾晓明教授合作创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影像工作室,在民间机构和基层社区推广影像记录技术,旨在赋权弱势人群,进行政策倡导和公民权利维护,先后完成了《白丝带》( 2004 )、《阴道独白》(2004)、《太石村》(2005);《你拿摄影机干什么》(2006)、《关爱》(2006)等近10 部纪录片的拍摄。在合作中胡杰发现,NGO 在中国的存在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它们可以起到一个社会矛盾的缓冲”。12 在G A D 网络的组织下,中山大学性别教育论坛承担“北京+ 10:中国行动纪录”的初期培训、中期执行、指导协调及后期剪辑制作,“在拍摄一个活动时,大家共同来确定选题、分工合作”。陕西的志愿者李爱玲完成了村民反暴力演出的前期拍摄,北京宋晓晖拍摄了内蒙古赤峰的妇女参政项目,云南郑新民拍摄云南的医务人员预防艾滋病母婴传播,目前整个项目仍在进行中。而“中国村民自治影像传播计划”则已经结束,10 个返乡拍摄的农民志愿者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各剪出10 分钟的短片,于2006 年5 月在央视12套《法治视界》连续推出,激发了更多的草根民众关注中国的村民自治行动。 

3. 从表面游走转入专项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的中国,在经济转型、社会动荡过程中,许多人失去了对时代的基本判断,迫切需要重建对当代中国的整体认识(王晓明,2000;3)。13 新纪录运动的发轫,正是因为在宏大叙事的背景下,媒介现实与真实现实之间的关系的疏离。吴文光自言:“我们很难发现大量的、关于田野和社会底层所呈现的一些最基本的数据和状况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让我们看到。14 贾樟柯则认为,“生活是被遮蔽掉的,是银幕上缺失的东西”。许多人因此萌生了触摸真实社会的强烈冲动,通过拾取当代生活的一个个样本和切片进行参与观察。吴文光的《江湖》试图“通过一个大棚的个案来看中国社会基本存在的东西”。15胡杰的《远山》,“要给后人留下真实的历史和心灵的观察。”16 段锦川的《八廓南街16 号》试图从拉萨八廓街南16 号居委会的日常工作中,展现一个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真实状态。他们如探矿的地质工作者,在不同的社会地层里钻土取样,描绘着当代中国的社会地形图。他们涉猎题材广泛,随个人兴趣在社会的不同角落和层面游走。但多数作品都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借斑窥豹的泛化观察,重心是“关注”、“展示”和“呈现”,而不是具有专业深度的研究,更非“看”之后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