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
2008-1-4 11:27:45  

以三元里为代表的城市征地模式在中国的很多城市中都曾出现过，它往往成为一个城市的最底层。在2003年“云之南”参展的《冬日》（导演赵刚），我们看到另一种城市扩张和农民失地之间的关系，它恰恰是以“民主”的名义发生的。《冬日》中的农民在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无法挽回地失败了，因为村民们用民主方式选出来的代表出卖了这些村民的利益。这个村子以中国古代著名诗人苏东坡的名字来命名，这个乡愁般的村名在这个片子里成为一个不经意的反讽。在东坡村的城市化过程中，村民的土地没了，各种承诺都不能兑现，他们惶恐、焦虑，想选一个能人来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测字算命，说明命运其实不在他们的手里，那是一种外在的力量，在这种不可控制的命运面前，人都会有无力感。这其实是一个被移植的民主制度如何本土化，如何真正维护村民利益的问题。民主应该是试错，但是村民得到的只有选举的权利，却没有监督和罢免的权利，而一个没有纠错机制的制度是不能称为民主制度的，村民们为此付出了无法承受的代价。不能把问题归结为村民的觉悟、素质或者能力，城里人同样会被骗，如果没有与选举制度相匹配的其他制度的话。从影片中可以看到，村民参与选举的积极性非常高，因为那是自己的利益和命根子所系。但基层民主选举的问题永远不只是基层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结构的问题，基层的问题与中层、高层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基层民主不可能单独获得解决。这个片子让我们看到的是，恰恰是中国最基层的村民在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付最高的代价！这里所看到的失地农民，很可能就流落到三元里这样的“城中村”和其他的城市贫民窟，或者走入纪录片《八矿》和故事片《盲井》所描述的危机四伏的地下煤矿深处。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乡村内在于城市之中，也内在于现代化之中。中国的城市化如果导致的是大量失地农民不得不寄生在城市，农村危机必将转化为城市危机。如何理解中国的农村将决定我们如何理解中国的城市，反过来也一样。
中国的城市化在工业化背景下展开，因此城乡二元结构不是原因，而是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城市是有“原罪”的。城市所拥有的一切便利并非无偿，而是有代价的。诸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也是逃不掉的“历史之债”，是一定要偿还的和被追讨的。这正是为什么突然有那么多的纪实摄影、纪录片和独立电影开始讲述煤矿的故事。全球性的能源危机导致煤炭价格空前高涨，而中国的矿产资源却在经历权钱交易的私有化过程。《盲井》里的矿主是私人老板，即便是国有矿产也在地方政府的利益驱动下市场为唯一目标，这导致中国的矿难不断升级，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却屡禁不止。死难的矿工多是农村来的打工者，他们成为当代中国最大悲剧的主角，用生命祭奠着中国的城市化过程。在地表深处吞噬他们的正是现代化发展的能源饥渴，它展现的是中国的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与乡土中国碰撞的另一个侧影，黑暗中的侧影。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是中国的现代化另一个激烈而无声的战场。《学生村》(导演魏星)的拍摄地点是云南西部的横断山脉深处，那里主要是白族和傈僳族，一个多民族共居的地方。拍苦难的纪录片很多，这个片子打动我们是因为它表现了穷人在苦难中的尊严和乐观。它在2003年的“云之南”得了“评委会特别奖”。《学生村》完成之后，导演曾把片子拿回山里放映，方圆几十里的村民都赶来看，就像过节一样。片子在电视台播出之后，反响热烈，有很多人募捐，学生村的状况因此得到很大的改观，由此看到纪录片是能够改变现实的，这也是纪录片的力量。但是，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仰下，那些孩子把依靠勤奋读书看成改变命运的唯一方法，而这都是些什么样的“知识”呢？那些走出大山，进入城市的乡村孩子，他们今后的命运又是怎样？而那些走不出大山的孩子又该如何？虽然，这已经不是这部纪录片所能够告诉我们的，却是我们反思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