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
2008-1-4 11:27:45  

新纪录运动的力与痛
                                 吕新雨
（一）
 
感谢第九届乌山头纪录电影节的邀请，使我能够有机会与台南艺术学院的朋友们分享和回顾大陆的纪录片。新纪录运动的崛起是当代中国重要的文化现象。从八十年代中后期、九十年代以来，一直到今天，中国的纪录片一直保持着一种令人惊讶的繁荣局面。它开始于对中国传统的宣传类节目样式：专题片的反叛基础之上，这种反叛是从体制内和体制外同时进行的。这也是我为什么称它为一场新的运动。什么是专题片？专题片是中国电视体制的产物。作为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我们一代人的童年是在操场上看露天电影长大的，从城市到乡村，那时候的城乡电影放映队活跃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2004年9月，我曾在复旦大学的相辉堂安排放映法国导演朗兹曼的九小时巨片《浩劫》（Shoah），在放映间我发现自己工作的这所大学的电影放映机竟然是1965年生产的，和我的年龄一样长。当年在每一部电影的正片之前，都有加映的短片，它们中最主要的统一名称是“祖国新貌”，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1953年成立）制作。还有一些由上海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原名中央电影局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53年成立）、北京农业电影制片厂（1954年成立）、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1960年成立）以及全国各大电影制片厂的科教片室制作的科教短片，这些电影都被称为纪录片。它们的功能是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而它们的创作理念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服务于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性，方法则是列宁所说的“形象化的政论”。它也是后来的专题片所遵循的方法，一直到八十年代中期以《河殇》为代表的政论片的身上，我们都还可以看到它的深刻烙印。这个电影时代的纪录片所承载的功能在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进入电视时代后，是由电视来代替的，今天中央一套收视率最高的仍然是《新闻联播》，它的前身就是“祖国新貌”。八十年代初期中国电视台体制中最主要部门一是新闻部，另一就是专题部。“新闻联播”由新闻部生产，而那些长度超过新闻的节目则是由专题部来承担的，专题部生产出来的影片就叫做专题片，这是中国的电视中“专题片”这个名称的来历，它的主要功能就是电视社教节目，它的前身就是各类电影制片厂生产出的纪录片。从八十年代初以来，用电影胶片制作新闻和纪录片的功能衰退了，取而代之的是在中国电视中出现的专题片，纪录片这个名词几乎消失。所以当吴文光1988年开始拍《流浪北京》的时候，他说他心里并没有纪录片的概念。但是一种整体性的追求却逐渐显现，那是建立在对专题片“假大空”的反叛基础上的，因为有一个共同的反叛对象，所以它塑造了一个运动。
其中，1989年中国发生的天安门事件对于这种转变有非常重要和直接的影响。它使得中国的一些影像工作者开始意识到自下而上地了解中国现实社会，从而理解中国社会的必要性。而传统的自上而下地图解和宣传是不“真实”的，在新的“真实”的合法性大旗下，中国新出现的纪录片从主题、创作理念和美学风格都产生了极大的变化，而且是不约而同的共同追求。所以在大量“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在研究中第一次正式把它命名为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它包括体制外与体制内互相影响和纠葛的两个方面。这个称呼还意味着这个运动其实与中国社会自八十年代以来的社会发展和变化有着紧密的血缘关系，它对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和读解，这种关注更多地具有民间的视角和意义，独立制片开始赢得前所未有的空间和地位,民间制作由于DV的出现而方兴未艾。与此同时，体制内的纪录片也在中国赢得了空前的发展,在有些电视台,它被作为专业水平的检验和体现。从中央台到地方台，纪录片的栏目生存得以确立，建立了通过大众传媒与观众见面的渠道，培养了大批中国的观众群落，为纪录片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纪录中国——当代中国的新纪录运动》一书中，我描述了这一运动在九十年代结束之前的主要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