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角下的社会问题
2008-1-4 11:26:27 成伯清 

         
        社会问题话语转化为风险话语，也同西方发达国家长期以来逐步解决了现代化初期的诸种社会问题有关，至少，在理论上和立法上已经明确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不平等或严重的社会问题都消失了。事实上，它们不仅依然存在，某些方面甚至可能被强化。问题的关键在于，它们已经呈现出全新的特征和趋向，需要以全新的眼光来审视。社会问题之所以是社会问题，肯定是由于某种特定的社会性和结构性因素所致。我们知道，在理解和解决社会问题时，社会学传统非常强调社会学想象力(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所谓社会学想象力，就是要把个人麻烦和公共问题区分开来，要善于从个人的境遇中寻找到结构性因素的影响。[ 7 ]那么，随着风险或社会问题的全球化和个体化，原先的分析框架需要怎样调整呢？
         
        在当前的格局下，我们认为必须对社会问题中的“社会”给予重新定位，至少不能将社会性局限在等同于民族国家(nation - state)的社会( society)范围之内。长期以来，社会学所关注的社会，不仅是在民族国家的地理容器之内，而且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多数还是仰仗国家机器。但是，当代世界的风险，根本就无视国界，也不是任何单一国家所能防范和消除的，根据风险分配的逻辑，所有的国家最终都将面临同样的境况。但毕竟，我们尚未进入一个完全的风险社会，至少就眼前来看，风险分配的均等化倾向还没有进行到底。贝克所谓的“财富分三六九等，而烟雾则一视同仁”的说法，更多地是指一种可能的趋势而不是目前的现实。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工业社会和风险社会交叉重叠的时代。贝克为了说明财富分配逻辑和风险分配逻辑的区别，对它们进行了截然不同的刻画，但就现在而言，两种分配逻辑共同发挥着作用，比如财富累积在社会上层，而风险则聚积在社会底层，贫穷吸附了大量的风险，而财富则可以购买安全和避开风险；风险扩散虽然具有飞去来器效应，但目前的实际情况，则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将风险系统地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转移，而处在发展中的人们又难以抗拒这种“危险的诱惑”，因为在极端贫困和极端风险之间存在着系统的吸引力，在高失业的人群中，对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新”技术具有“极高的接受性”。比如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的工厂，实际上也就是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向中国的转移(外资企业中多数属于这种情况)。总之，目前所谓的社会问题，其起因可能并不是自身社会的结构性因素，其解决也不能单凭一个社会的力量，而是需要从全球体系的结构中去寻找解答。而当代全球范围内日益加强的流动性，也很容易使社会问题演变为全球性事件，当然，更不用说，有些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产物。
         
        鉴于全球化对于社会学传统分析框架的挑战我们已有专文讨论， [ 8 ]而且我们相信其中的结论同样适应于社会问题的领域，所以，此处我们将着重探讨另外一个维度，即风险或社会问题的个体化。当然，个体化的进程在西方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的发现”就已开始了。事实上，按照贝克的说法，现代化不仅导致了民族国家的形成、资本的集中、日益紧密的分工网络和市场关系、社会流动和大众消费等等，也导致了个体化。只是现代化到了自我对质( self confrontation)或反身( reflexive)的阶段，个体化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贝克还提出了个体化的一般模型，认为其中包含了三重维度：一是解放维度( the liberating dimension) ，即从传统的支配和支持背景中摆脱出来，从历史性规定的社会形式中抽身而出；二是祛魅维度( the disenchantment dimension) ，即对实践知识、信仰和指导性规范的传统确信的丧失；三是控制维度( the control dimension) ，即重新嵌入到一种新的社会整合机制。[ 3 ]127 - 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