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现实与未来
2008-2-10 11:08:21  中国新闻周刊

　壁画的临摹品越来越多地成为游客接触到敦煌的途径

　　★ 本刊记者/杨时旸

　　1月22日，中国美术馆正门前树起了一座牌楼，上写着“莫高窟”。穿过牌楼，仰头就看到美术馆的屋顶两侧也被装饰成了敦煌石窟的外貌。走进展馆正门，一层的展厅全部都按敦煌莫高窟的原样装饰而成，仿真的壁画和佛像安静地陈列在昏黄的灯光中间。

　　这些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几代艺术家对于敦煌的临摹品。就这样，“敦煌”被搬到了北京。

　　半个多世纪的临摹积累

　　对于敦煌莫高窟的临摹是从半个多世纪前开始。1942年，留学法国攻西洋画的王子云教授率领西北考察团奔赴敦煌，考察团中有何正璜、雷震等画家，这些人在敦煌进行调查研究后，开始了对敦煌的临摹。他们当时摹写了一批各时代壁画代表作，完全忠实于壁画现况进行摹写，并于1943年在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举行展览，并发表了第一份莫高窟内容总录。这是第一次，敦煌以临摹品的方式公诸于世。

　　其实，在王子云赴敦煌的前一年，著名画家张大千已经于1941年自筹经费带着自制的画纸和颜料深入敦煌，临摹洞窟内的壁画。而1994年张大千临摹作品的展览也引发了很多艺术家对于敦煌的兴趣。

　　1943年，在学术界的呼吁和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先生的倡议之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委派高一涵、常书鸿负责筹备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1944年2月研究所正式成立。常书鸿任所长。常书鸿举家迁往敦煌，此外他还从重庆聘请了一批美术家，如董希文、张民权等前往敦煌，他们也是继张大千之后第一批以组织的形式开展临摹的艺术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教育部命令撤销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美术家们纷纷离去，留给政府的临摹壁画寥寥无几，有摄影师又从研究所骗走3000张敦煌壁画塑像照相底片，敦煌艺术研究所只好关门。一年之后，经过学者的呼吁，敦煌艺术研究所得以恢复，改隶属为中央研究院。包括后来成为敦煌研究院院长的段文杰在内的一批艺术家，开始按计划逐批临摹敦煌壁画。

　　那时候，敦煌的生活条件极为简陋，对于临摹的方法也缺少研究。艺术家要自己背着纸墨笔砚、颜色和水瓶，提着画板和凳子前往洞窟。有的洞窟光线不好，最先进的办法是用镜子把日光反入洞内的白纸板上给洞窟照明，而且还要不时移动镜子，以适应日光的折射角度；在无法反光的洞窟里，画家们只能用煤油灯或者蜡烛照明。

　　从那开始，壁画人物的手脚和面相逐渐成为画家们一个临摹的重点。因为宋代以前的作品很少有露出手脚的，而敦煌中的人物手脚却都露在外面，所以还原这些细节成为了一个难点。而日后人们参观敦煌壁画时，觉得壁画栩栩如生的原因，也是由于有了这些包括手脚的细节描绘。

　　前后两批艺术家工作40年之后，到80年代，对敦煌的研究在中国才成为热潮。

　　“整理性”复制品为主体

　　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中，有几个洞窟临摹被完整地按敦煌的原貌进行还原。这些整窟的临摹很多就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的。

　　敦煌研究院美术所现任所长侯黎明，在1985年8月分到敦煌工作，因为一直学的是油画，当时对于国画中勾线一类的技巧完全不熟悉。“我刚到的时候，院长跟我说，先住好吃好，至于临摹要等到10年之后。”侯黎明回忆说，他真的过去了十年才正式开始“学会”临摹。

　　这些多达45000平方米的临摹作品，参对的壁画都是上千年流传下来的。其中既有根据佛教经义想象而做的宗教绘画，也有反映当时生活场景的“现实”作品。基本上可以分成，佛像画、经变画、佛经故事画等等。而侯黎明这些临摹者就是要利用历史知识和现在的绘画手法尽量还原千年之前的作品原貌。

　　这一代艺术家的临摹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现状临摹，即记录当下壁画的现状；二是尽量恢复最初样貌的复原性临摹；三是整理性临摹。现状临摹，因为有的壁画残破严重导致其观赏性不够，复原性临摹又因很多历史依据不充足而无法完全复原，因此，既有一定观赏性又有历史痕迹的整理性临摹，是临摹最好的选择。而这次展示出来的作品也多为这类——画作相对完整，又保留做旧的斑驳和缺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