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7-12-16 10:24:57  

　　现在《读书》再不像过去那样成为大家聚焦的对象，一个是因为类似的读物、获取相应信息的渠道渐渐多起来。还要提到的是《读书》上介绍的书本身就是专业性、资料性很强的读物，介绍者要么没读懂就大概地写了一篇读后感，读者看了之后不知所云，要么看懂了后写一篇三五千字的介绍，像是浓缩性的文字，读者更是费解。作者们都热衷于一些概念的探讨，至于关不关乎中国国情，好像少有注意。 

　　（蒋寅，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研究员) 

　　孙善春：《读书》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说话的样式《读书》的腔调，本来真叫我不大喜欢，也许是因为我做过教员，对此十分敏感。打开《读书》就仿佛进入一间大讲堂，严肃认真，秩序井然，与昔人所谓“seminar”绝不相类。教员多西装华服，捧大部头洋书，言必称希腊，文章往往是某某乃西方思想界之巨擘，在欧美影响巨于某某，然国人罕知，甚为学术界惜之。今略为汝等绍介云云。不可否认，《读书》译介西学，功不可没。我承认，《读书》曾一直是国内学界的领头羊。但领头羊而已，绝非可以自命牧人。 

　　所以《读书》最大的问题——如果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在于它说话的样式，它对自己的定位。去年《读书》起了点小小风波，也许接触了问题所在。《读书》到底是什么性质的刊物?是学术性刊物吗?中国的学术是个什么样子?《读书》一直担负着弘扬学术的重任，至少它自己一直这样认为。指责者也多是以为它做得不够好，学术不够真，这恰恰认同了《读书》在学界的实际地位。中国人是惯了微言大义、皮里阳秋的。西方式的学术规范，真的不大让人受用。 

　　我忽然明白，为什么我会喜欢《读书》了。我喜欢的恰恰是它这种说话的样式。我欣喜地发现自己的确是个中国的读书人。《读书》这个名字就让人中意。宏廓、古雅。读书人当然是要读书，编者仿佛也深谙传统文人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心劲，每期都苦苦搭配，面面俱到。文学、历史、经济、人类学、文化学……。它的理想读者是个通才，燃烧着无穷尽的求知热望。但是世纪末这个当口，我们得提醒自己，世界变了。我们不应忽视学科的激增，也不能忽视这一现实。好读书固然不错，不求甚解，或不按学术规范那样去解，大约真是要不得的了。 

　　也许西方的学术规范对国人来说过于严苛，不近人情；在西化体制的压榨下，中国学者们渴望放松，渴望按中国人那种样式来谈谈问题。林语堂一笔漂亮的英文，却酷爱中国的长袍马褂，认为那样才不受拘束，妥贴自然。所以我想，《读书》就这样办下去那又何妨呢?至少没什么大不了。干脆就把它弄成一个学术界的小酒馆，各个山头的三五同道，闲来相聚，好书大家赏，疑义相与析，不拘绳墨，任意倾谈。会心一笑，皆大欢喜，岂不甚好?酒酣耳热之际，出语情理不分，逻辑疏漏，甚或大放厥词，亦是人之常情，大家也自能理解。自己的角色清楚了，尴尬和矛盾也就会少一点。只是享受特权、不断越界的快感也会受到影响，但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要学术是要有限制。歌德教导我们说，唯有限制，方能成就大师。大师固然令人景仰，但一本让人爱不释手的小书也是十分怡人的。如果一定要说一句祝愿的话，我会说：愿学术只是学术，《读书》只是读书。 

　　（孙善春，浙江大学研究生) 

　　邢先生：显然过于关心自己从80年代初到现在，《读书》我每期必看，并且是订阅，现在我孩子(上高二)也看，还时不时就某篇文章和我讨论。 

　　《读书》的大变化也就是最近这一年左右，之前知识分子气息很浓，重学术、人文、道德，讲良知、良心。如果从左、中、右来分，这个时期就靠右一点。从好看好读的角度来就，也是变之前取胜。变化之后，不太重视西方优秀思想文化的介绍，偏向激进的、新左派的言论文章，这种变化与国家、社会的变化有关，更与《读书》新换的一些编辑有联系，他们的学术功底、人文关怀相对前任要差一点，尽管他们一直强调自己选稿定作者不带主观偏见，但这其实是无法避免的，特别是长江读书奖事件，他们显得过于关心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