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7-12-16 10:24:57  

　　当然，首先要指出的是，学术性的言说本来就是《读书》多年来一直致力不辍的维度，从80年代到90年代，《读书》多次以专题系列的方式重点推介西学新知和本土学术的建设。在记忆所及中，其大而要者有张隆溪的《现代西方文论略览》、关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的讨论、组织比较文学研究的讨论、陈平原等人的“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张维平等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刘小枫的“20世纪西方基督教神学一瞥”以及90年代初期的东方主义、全球资本等话语的讨论等等。这些学术性的言说大体上正与思想层面上的文化热、中外比较热、经济体制改革、人文精神失落等历程相关，表明了知识言说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内在联系。 

　　然而，在90年代以来，当代世界的学术之思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速发展是以前所无法比拟的，而在学术之思的背后横陈着的更多是现实问题的堆积。学术的发展在打破传统格局、挑战现实思维、塑造新一轮的话语霸权等方面越来越向体制内外的知识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知识人才的资源来看，近年来国内青年学人的成长也随着大学体制的不断强化而在质与量的方面均远非80年代和90年代初所能相比。因此，在学术性言说的提问水平、思考水平和文本水平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今天，《读书》迈向全面的学术性话语时代不仅是无可厚非的，而且我认为是适应时代需要、回应现实挑战的智性之举。 

　　不必讳言，由于文体的改变，近两年时有看到一些爱读书的朋友对《读书》变得有点敬而远之。它仿佛不再是一位携酒而来的风雨故人，而成了令人有点望而生畏的饱学之士。“再也很难躺着闲读了”，一位老友如是说。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我也知道有些东西是注定一去不再复返的了。但是我更知道，作别了昔日的风雨云彩之后的《读书》更为符合今天之中国与世界对于读书人的召唤：此行何去?赶快上路、赶快思考吧!多年前，我在给《读书》写的一篇介绍美国新教神学家保罗·蒂里希的文章中谈到:“在理性的期待与行动的热情之间，不偏颇也不逃避，不焦躁也不颓唐，既有对目下的关注，也有对未来的遥瞻，能这样的人实在不多，能这样思考的思想家便是我们的良师。沧海横流，应该说更显出思想者的本色。”这段话看来可以移用于评述《读书》的学术性建设的努力和成绩。 

　　前一阵看到了一本使人容易联想到《读书》的书，《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原书名为《文集：纽约书评三十年文选》)。其实早在1979年第4期的《读书》上，董鼎山先生就撰文介绍《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他谈到这份书评杂志的两个特点：一是专论式的分析研究，“从一本书敷衍开去，书评竟成了讨论某一个问题的专论”；二是“有不少书评作家是所谓‘新左派’”。 

　　读过这本中文版的《文选》，自然会同意董先生当年的归纳，更会联系今天之《读书》进行比较。专论式的数万字长文在《读书》上好象还没有见过，但我希望有一天会真的出现——如果有的话它一定是不会令人失望的。至于激进的倾向，恐怕我也会十分欣赏。我想起，M·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说，《纽约书评》就是“印在新闻纸上的《党派评论》”(《纽约书评》确是以普通报纸印刷、不作装订的)。我喜欢这种倾向并不一定表明我就同意“新左派”的理论——不论是美国的还是中国的，也不是为了宣泄一种对于radical chic(激进派时髦，引自董鼎山文)进行体验的快感，而是因为它的批判性。 

　　这本《文选》的译校者说，“与其说是因为它的作者群让人刮目相看，不如说是因为它所代表的思想立场吸引着读者。简言之，就是我们称之为人文知识分子的立场：独立思考、尖锐、富于创见性、社会批判责任、前沿思潮、美文和恰当的幽默”——天哪，这些也正是我想对《读书》说的新世纪祈愿啊!——为了读书人的《读书》和中国。(文－李公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