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7-12-16 10:24:57  

　　《读书》命大，我想主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以读书为中心”这一求知的、智性的宗旨，在于与思想的品格相比较而言更占有主要地位的学术品格，以及它那种成熟的言说品格。《读书》的言说的确具有面向现实之“思”的品格，但其表述的形式却是学术智性的。而且在总体面貌上，它似乎只是拥书而立、依书而言，而不是那种意在“兴风作浪”的激扬文字。它所擅长的言说语体是含蓄而可堪玩味的，即使是在风云渐涌之际它也不会忘乎所以地口不择言。 

　　一种自觉的言述品格的形成有赖于主编者的办刊旨趣。沈昌文先生多处言说过他的“不是”主义：不是书评的书评杂志，不是评论的评论刊物“，“不是学术的学术，不是文化的文化，不是消闲的消闲”。对于这套匠心独运的编辑理论不可小看了。依我看来，“是”则易流于言述冲动、表情僵硬、形迹外露、词句乏味，而于“不是”之中求“是”方可以给思维和言述带来较为宽大的空间和从容的心境。沈先生曾在“编后絮语”中说，正儿八经的讲章易得，“言在书中，意在书外”的言述难求；他希求的是“不拘形式、不限格局，只求心领神会”(1986.4)。 

　　好一个“言在书中、意在书外”!明乎此，不但“《读书》语体”掌握过半，甚或连《读书》命大之谜亦可破解得七七八八矣。这样的一种绵里藏针的言述文体假如放在“语录体”、“社论体”文风纵行天下的年代，不但全无用处而且必致笔祸。而正是在暴风过后，人们需要一种可供闲读、卧读、而且值得把玩的文体，以使心灵的智性复苏，此“《读书》语体”正逢其时。 

　　当然，这种于生存甚有关系的言说品格的发生、成熟也有一个过程。早期的《读书》还是无法不扮演着一个摇旗呐喊的角色，一声“读书无禁区”带来了知识界的轰动效应，为那个特定的时代留下了一份滚烫的记录。随后是“西学”如潮，《读书》忙于“引进”、“拿来”，言述的品格尚未克成熟。80年代末的风狂雨骤过后，撰述者们似乎有了一种共同而自觉的追求：以博学平静的知识话语为表，内隐着深切的价值关怀和现实关注，在言意之间多了几缕可圈可点、若有若无的思绪，给读者留有一个丰富的品味、思考的空间。 

　　当然，这种关于言述风格变迁的划分只是主观的一孔之见，未见得很客观、准确。我想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特定的时期中，《读书》的命运与其言述文体的品格息息相关。 

　　以言意之趣而言，出自沈昌文笔下的“编后絮语”、“编辑室日志”、“阁楼人语”语虽简短，却大有可观。它们是中国新时期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份意味深长的记录，作者的睿智、机敏和情怀可以从一个方面代表了当代中国职业出版家的良知。 

　　倘若细细研究，沈先生倡言的“意在书外”论、“解放编辑生产力”论、“不是之是”论、“不三不四”论、“倒与顺”论、以及“文化阁楼”论等等，虽然都只是吉光片羽，都是直抵当代中国言述语境中的编辑出版理论——如果这些理论还有一点用处的话——的关键所在。如果有人发誓要读懂有中国特色的编辑发生学与生存学，用心领会这些“不三不四”之论实在远胜于读许多高头讲章。 

　　思入风云变态中——学术的品格及其发展《读书》前后相继的三个时期既具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品格，同时也必然会随着时代的嬗变而折射出知识人群体的不同的思考的光芒。以《读书》的学术言说的变化为着眼点，我们不但可以对其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的发展趋向有更清楚的把握，而且对于中国知识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的应对心态、在飞速发展的高新科技时代中的抉择意识当有更深入肌肤的了解。 

　　90年代后期，《读书》在汪晖先生的主持下更明显地加强了学术性的言说。在1996年的“岁末絮语”中，主编者的意图表述得十分清楚∶……试图在各自不同的领域思考现代世界的关系和中国社会的历史处境。也许有些文章不是那么易读，但这些思考澄清了一些理论问题，开辟了新的思考领域，也提供了若干知识和信息。对于我们早已习惯的现代化的意识形态和知识前提而言，这些文章提供了反思的视角。入夏以来，《读书》邀请了考古学、乡村社会研究、人文学术、艺术和建筑、科学和科学史、经济学和法学等领域的学者进行座谈，从各个具体的知识领域深入探讨我们在社会、知识等领域面对的问题。……《读书》编辑部将持续地展开这种讨论，目的是和广大的读者一道思考我们的生存境遇，思考当代世界的变化。这是我们的责任。”(1996，12)这段文字不妨看作是《读书》的学术性话语时代全面降临的小小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