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7-12-16 10:24:57  

　　越十年，又是5月，继有宏文挖掘《历史记忆中忘却的五四新文化传统》(依封面标题)。 

　　如上者，恰见《读书》三代人的心路历程中，伟大的“五·四”精神相承不辍。我在5年前的那篇文章里谈到，在中国现代史上，继掀起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青年》之后而能在思想知识界产生同样巨大影响者，仅《读书》而已。这种估量或许是见仁见智，但以“五·四”《新青年》为与之精神相继的联系坐标，敢言不失其理。 

　　最后，我总感到在《读书》的传承问题上是否还有一种可能性存在，那就是在思想、精神气质上对作为思想史的“文革”思想资源的传承。 

　　当然，这个问题很复杂，也不易论证。在口口声声清除“文革”极左流毒的思想阵地上，难道还会与“文革”有什么纠葛么?“文革”思想史的研究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进展迟缓、成果不多(或许这只是我的孤陋寡闻)，但一部“文革”思想史绝非只有反智的、专制的、愚民的一种色彩，这是可以肯定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以群体的形式表现出启蒙和怀疑的精神价值取向、并且结合读书而踏上思考的征途，不能不说是起步于“文革”的岁月当中。朱学勤先生的一篇关于《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寻人启示钩寻起多么丰富的思想史料，那些在寒冷的长夜中热切而激烈的讨论、那些在广场上热血喷涌的宣讲和辩难……或者如顾准先生那样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的精神堂奥中窃取天火以照亮脚下道路的思想前驱，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正也是塑造《读书》的思想品格的精神资源之一么?很显然，作为政治史的“文革”与作为思想史的“文革”留给后人的遗产绝不完全相同；而在同一部思想史中，专制与自由、愚民与启蒙的斗争历历在目，多少在思考中的青年男女把生命奉献在燃烧的祭坛上——难道这些纯洁、勇敢的精神气质还不足以作为《读书》的内在魂灵么?当然，在为《读书》撰稿的作者群中不乏像朱学勤那样从民间思想部落中走出来的思想者和学问家，但我并非仅以此来论证《读书》与“文革”思想资源的关系。日后如果有时间，我想我会从《读书》的文本阅读入手，从思想和语体的方面寻找那些哪怕只是比较微弱的传承关系——那样做的话，恐怕主要目的已经不在《读书》本身，而是为了讲清楚一部充满了苦难的、被忘却的思想史的“上下文”。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及其与言述品格的关系起步于70年代末期那个风雨鸡鸣时分的《读书》有点像艾青笔下的那个号兵，他以对黎明的急切期待吹响了号音，以他最炽热的情感，以他喉咙里的血丝，向着绵延起伏的沉睡的山岗吹送着自由的声音。 

　　然而，肩负着传承使命的《读书》本身的传承(生存)一直都是一个问题。如果是在现代经济社会的知识生产环境中，出版载体的生存只是由经济的或经营者自身的原因所决定。但在盛行意识形态决定论的特定机制和特定时代中，决定生存与否的因素往往错综复杂。 

　　回顾二十余年来中国大陆这类综合性的思想文化杂志的风雨历程，无数次花开花落的轮回，从《文汇月刊》到《方法》俱已是前尘。而《读书》一路兼程，除了有一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推迟了出版之外，二十多年来它都是读书人所翘受盼望的一位在风雨中如期而至的故人。陈原先生回顾20年的路程，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它好不容易熬过二十年。……二十个春秋，它走过的路决非平坦，但它毕竟走过来了。”(1999.4)非过来人，恐怕很难掂量出其中所包含的分量。无怪乎老人接着引《文心雕龙》云：“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读书》顽强的生命力无法以体制中架构的保护来解释，二十多年来有多少远比一本小小的杂志要强有力得多的架构在倾刻之间就可以灰飞烟灭；同时更不能以杂志的面貌来解释，它在同类刊物中即使不是最激进的，起码也是最具思想性品格的。关于这个问题在多年前曾有过一种“留一个窗子”的说法，我至今认为这只是一种道听途说的臆测。沈先生文中说，这份思想评论杂志能坚持20来年，没有上面的宽容是难办到的。这话很对，他所列举的乔公的两件事例也使人相信此公对《读书》确是爱护有加。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彻底解答这个问题。刘小枫先生为《读书》十五周年撰文时认为，《读书》显得命大的原因“不容轻易解释”(1994.12)，这是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