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7-12-16 10:24:57  

　　再看具体的人事安排，陈翰伯、陈原、史枚等诸位先生均是老一辈的职业出版家，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出版经验；冯亦代、丁聪等先生各以其异常出色的学问和才艺倾情投入于编辑工作；加上时届年富力强、工作经验与能力都正是旺盛的沈昌文先生和董秀玉女士，这个群体可以说当时中国出版业界最强有力的人才资源库。这种架构资源对于其日后的发展命运实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在刚从禁锢和专制的重压下挣脱出来的时候，知识与学术的园地一片荒芜，唯有老一辈的职业出版家可以其文化上的传承谱系接续上去。正如沈先生说的，由于有这些几十年的资源，所以一下子就能办出名声来。 

　　另外，更广泛而且更为重要的资源保证来自当时知识体制的巨大变化。大学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生存场所在19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复生阶段，紧接着在1978年招收研究生使在社会上离散多年的知识人才一下子纳入了现代学术体制的轨道。再过不了几年，公费派出留学的最早一批青年学者相继学有所成。在中国，现代知识体制的重建肯定是形成知识人核心群体的首要基础。在校园满目青黄不接的情景中，新一代的知识人非常有幸地追随着一批在三四十年代才华横溢、经受了劫难考验之后硕果尚存的老牌子教授，学术的薪火得以相传。《读书》自言其内容有三大特色令其发展成长：专栏文章、海外学人文章和青年学子新论，这三大块恰好与大学知识体制的重建相表里，可见《读书》最大限度地在社会知识体制重建、知识资源重组的转型过程中极其敏锐而又自然地构建起自己的作者资源。 

　　《读书》的成功毫无疑问首先就是得益于在占有和开发人才资源上的成功。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讲，社会知识体制转型与人才培养之间的关系易于为人重视，而作为传播知识的出版载体如何利用这一过程培养和塑造一种新的知识言说本质并以此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恐怕这还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以学术传承而论，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在1949年以后遽分两途。 

　　自70年代末起，从文化劫难的恶梦中苏醒过来的中国知识界确是一片四顾苍茫，传承之声很自然地以读书为由头而生发出来。80年代初钱穆先生这样评说大陆的学术文化状况：只要有书在，只要读书人也还没有死绝，文化传承的根就不会断。这句话切中了要点。俗话说的“留得青山在”，这座山就是书山。如沈先生所讲，陈寅恪、陈登原、张荫麟、陈岱孙、吴文藻等这些人借着《读书》把“话头”接上了。在这里，知识者传统的复兴是借助于关于知识传统的集体记忆的唤起而实现的。 

　　还应该提到的是，在传统文史之学以外，译介域外西学的工作似乎潜而不显，实际上在50年代以来仍在进行；在跨过“文革”中的几年中断之后，70年代初便以“批判”等等名义“内部出版”了一些读物。译介西学、传承人类文明精神之火对于闭关多年的国人之重要性不言而喻，《读书》自然当仁不让，以译著评介、海外书讯等形式艰难而又坚定地打开国人视野的门窗。 

　　传承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则是在思想的潜流中一直涌动的“五·四”精神。 

　　《读书》创刊后的第二期适在5月出版，谈谈“五·四”是思想文化刊物的题中应有之义。该期刊登的《科学与民主并重》一文认为，“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提出的“科学与人权并重”的口号至今仍有重要意义，是必须继承和发扬的“革命传统”；人民的民主权力非来自“天赋”或“恩赐”，而要靠人民的觉悟和斗争去争取，云云。 

　　20多年来，“五·四”这一壶不开的水年年得提一下，但提的力度、方式因时而别。今天重读20年前这篇浅要的文章，令人感喟的是竟然并没有什么时光倒流、恍若隔世的感觉。 

　　以后，《读书》谈“五·四”的力作有甘阳、刘小枫、赵一凡、郑也夫等人的一组文章(1989.5)，该期的“编后絮语”竟以虚构的小说家言发出了如此激愤的声音：“唉!希望还在年轻人!你们才有真正可能成为‘五·四’之子。只希望中国的环境不要逼得你们也走上我们走过的老路才好!”再往后一期，编者有感于“到处人声鼎沸”而意识到“看来，人们已经很难‘听其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