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一个时代的终结？
2007-12-16 10:24:57  

自1979年创刊之后，《读书》就成了中国读书人的经典。20年中，《读书》逐渐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系统。一些对它怀有深厚感情的人、一些惟恐被学界抛弃的人对它不离不弃，更多的是因为把它当作了抵御现实的最后心理底限。《读书》的影响远在读书界之外，在20世纪最后20年，以其坚守的人文光芒温暖了追求真知灼见的人们，以其学术的思想理性驱逐了混乱和黑暗。 

　　《读书》一度作为中国绝无仅有的思想传媒，赢得了一个时代。 

　　今天，热爱《读书》的人们面临着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继续爱它，或者不爱。因为今天的《读书》不再是从前的《读书》了，更重要的是，今天的时代已经不是《读书》的时代了。 

　　好杂志越来越多，勇于发表真知灼见的好杂志越来越多，《读书》时代的人们业已成长，中国更加改革开放。《读书》遗失了很多目光，遭到了很多非议，面临着传媒的竞争。在剧变的时代、挑剔的读者和发展的压力之下，《读书》渐渐被还原为一本读物，和成千上万种期刊一样，不再特殊，不再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家园。 

　　我们相信，这不是《读书》的问题，而是时代的问题。在精神和思想的社会示范意义削减乃至空置之后，《读书》的时代终结了，它一去不复返。 

　　 
我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看《读书》了。（沈昌文，《读书》杂志前执行主编） 

　　时代变得这么快，《读书》不变，行吗?（黄平，《读书》执行主编） 

　　我认为《读书》的问题不是人，而是制度。（汪丁丁，经济学家，《读书》作者） 

　　我同意陈侗关于《读书》的说法：“《读书》像是一个饭局，坐在那里吃饭人总是表现得非常突出，而这种突出像是做给旁边桌子的人看的。看什么呢?看我们多厉害，作为不幸坐在旁边另一张桌子的人，我想说，你们吃你们的，与我有何相干!”（黄集伟，博库网站主编，《读书》作者） 

　　现在《读书》的门槛好像高了，要收门票才能进去了。（周实，《书屋》杂志主编） 

　　我想，中国是一个缺少爱的国家，没有东西爱，只好爱《读书》了。（吴亮，文化评论家)有人把《读书》当成高雅、有层次的象征，我觉得不足取。（王之江，《万象》杂志执行主编） 

　　好文章不一定是看不懂的，不好的文章才看不懂。作为一本大众化的读物，连大学生都看不懂就有问题了。（尚英，哈佛大学国际政治博士）为什么那么多人对《读书》不满?因为以前它是一本启蒙性的广泛的知识分子读物，现在成了小众的圈子化的同人杂志。《书城》代表了《读书》的另一种可能。（许知远，《大视野》杂志执行主编） 

　　 
文化阁楼二十年前不久读沈昌文先生的《回忆<读书>》(载《南方周末》2000.11.9)，获益殊深，也引发出我作为一个关注《读书》的圈外人的一些思考。 

　　5年前，我曾在一篇谈论国内思想文化刊物的文章中谈到，日后必定会有研究者以《读书》这本杂志作为专业研究的课题；这是因为，要了解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要研究此时期中国思想文化、学术文化的变化和发展，都无法不对这本杂志给予极大的关注。在那篇文章中，我对《读书》的评价发自内心的真挚感受——“十几年的风雨兼程，《读书》无改于它的初衷和远志。它的风骨和品味已然成为一面精神的旗帜、文化的旗帜，成为当今中国知识分子倍加珍爱的精神食粮。”当然，在这种“宏大叙事”式话语的背后，应该作更细致、更具问题意识的思考。 

　　无庸讳言，《读书》近几年来的变化、尤其是国内知识分子精英阵营的变化使对它的关注和思考变得更为复杂和困难。但也正因如此，它成为了迫切地呼唤人们思考和交流的那类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读书》的资源与传承意识在沈先生的文章中我注意到他对《读书》在资源准备与精神上和文化上的传承问题的论述。我们得知，从组织建构来看，《读书》创办时属于国家出版局政策研究室——忽然想到的是，逮住“政策研究室”这类机构恐怕就可以写出半部20年来的中国政治、经济改革史；机构放在人民出版社，名义上又是由易于使人产生传承之想的三联书店出版。沈先生说，这种组织安排是大手笔所为，把出版界各路英雄集合在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