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珊·梅塞拉斯（Susan Meiselas）:中美洲及其人权
2008-3-19 10:18:14  人民摄影网

尼加拉瓜的照片刚刊登就引来了很多的批评。他们觉得彩照美化了中美洲的暴力，也有人认为彩色与其反应的主题不相称。但这决不是摄影师第一次用彩色照片拍摄战争。越战时，拉里·伯罗斯（Larry Burrows）就拍过很多精美的彩色照片。不过我不是刻意模仿他，我觉得，只有用彩色照片才能准确的反映我当时看到的世界，我的初衷时要用正确的方式来诠释此时此地我对战争的认识。
　
    对于一个纪实摄影师而言，在承受批评、承担责任的同时还要谋求创新，是持久的挑战。我害怕我们都快坚持不住了。在各种摄影展览中，你会看到他们用同一种手段安排照片，极少有什么变化。杂志也是一样。图书出版本来有很多事可做，可是除了亚历克斯·哈里斯（Alex Harris）和鲍伯·科尔斯 (Bob Coles)的《Doubletake》科林·亚各布森 (Colin Jacobson) 的《报道》杂志以及几年前彼得·豪(Peter Howe)主持的《Outtakes》——一个试图发行未发表的照片的出版计划外，有影响的出版物又有多少？为什么？
    很多人都在购买相机和胶卷，很多人也都在购买摄影图书，比如《生活美景》系列，可是为什么人们对我们倾心拍摄的纪实摄影作品就不感兴趣呢？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就仿佛被放逐在一个孤岛上一样？
    拍摄纪实摄影作品绝不仅仅是与人套近乎后喀嚓一下那么简单。它也要寻找空间——杂志、图书或者展览，来传达和呈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不同理解。将我们的作品打入大众空间中就是件很不容易的事，更不用提拉到赞助或支持这个最令人头痛的问题了。
    我们不能强迫人们喜欢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但我们必须想办法引导人们注意他们不希望涉足的领域。有一段时间我们确实做到了，人们纷纷涌进博物馆去看展览，琢磨到底什么是“新闻摄影”（Photojournalism）。那个时期真令人兴奋。在报刊之外，我们用博物馆这种传统的方式创造了一个新的展示空间。
    当我开始将萨尔瓦多的照片编辑成书时起，我就想把这些照片在任何地方展出——从公共图书馆到商店的橱窗，从圣迭戈的摄影博物馆到纽约国际摄影中心。最成功的展览是在纽约罗切斯特图书馆举行的，当时美国正卷入萨尔瓦多的内战，为了让人们了解真相，我在图书馆所有的走廊中挂满了照片。
    我也试图搞清楚在不同的场合下展出这些照片究竟会有什么反响？会引起人们什么样的话题？这些探索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这也涉及到合作伙伴的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摄影师个人的问题。我们有必要认真考虑将那些所谓的“其他人”和远方的人们发展成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刚刚完成的关于库尔德人的著作可以说是个偶然——我偶然遇上了几个西方人，他们中有人类学家、传教士、也有新闻摄影家，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看待库尔德人的，以及他们看待库尔德人的态度是怎么形成的。同时我也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库尔德民族历史不其然的见证者——不同的是这个“见证者”所看到的是各种各样的照片。我大部分的作品反映的都是在那里人权是如何被践踏的——我想这是再恰当不过的词了。但是，“见证者”的另一半含意是“干预者”，我们在公共场合展示的照片实际上左右了库尔德人对自己以及其他人对这个特殊民族的看法。于是我想再充当一个目击者的过程中，我们又是如何看待我们自己的呢？
    70年代初，当我们刚刚开始工作时，从五、六十年代“黄金时期”走过来的杂志已经不再雇人去做那些我们梦寐以求的纪实摄影了。我们知道玛格丽特·伯克－怀特和罗伯特·卡帕那时可以得到长时间的工作合同，而不管题材是什么，他们都可以确保得到15个页码发表作品。在我们这一代人中，这样的好事再也没有了，即使你经验丰富，要找一份工作也非常困难。我们的照片再也不会独立的出现在杂志上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该搞几个专题讨论会，鼓励人们都去做我们所做的工作，而把困难分摊到大家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