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与摄影批评家——1839年至1900年间的文化史》
2008-7-7 10:20:50  

　　在瓦雷利和许多人看来，摄影的出现并没有像19世纪的其他发明那样缓慢。相反，这种媒介在社会现实中出现十分突然，就像雅典娜从宙斯的头颅里一出现，便体貌完整，发育成熟一样。在公众眼中摄影没有明显的儿童期，没有青春实验期，也没有渐进过程的间隙期。甚至在理论和实践经过百年的发展之后，人们发现1839年仍是令人惊异之年。摄影的出现容不得人们用常规的语言去描述。摄影神秘的起源使人因喜悦或恐惧而战栗，但是没有人愿意用简单的事实去消除这种心理状态。
　　那些在1839年亲眼目睹摄影问世的人都用异常的话语谈论着摄影的出现。在摄影还远远没有引起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前，人们便信心十足地将它描述为具有革命功能的技术。1839年和随后的十年，人们预感到摄影会产生社会影响，并不是因为摄影在最初的年月里所带来的变化，而是因为摄影出现时那样迅雷不及掩耳。在人们还不十分了解的时候，摄影就被视为一个奇迹、一个自然界产生的怪物、一项新艺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民主化的强有力的工具。
　　也许像人们所期待的那样，保尔·瓦雷利在百年纪念会上的演讲特别强调了摄影辉煌的一面。如果瓦雷利进行选择的话，他本可以用其他同样令人信服的说法讲述摄影史。他也许用历史悠久的谱系图来说明摄影是一系列实验与技术装置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许他那时的演讲并不振奋人心，但他将摄影纳入人类进步的历史长卷中，会让他的听众感到同样的亲切。
　　1938年，摄影问世后的100年，关于摄影起源的说法已不止一个版本，而是产生了多个相互冲突的版本。摄影被认为既是古老的又是新颖的；既是天然的又是人造的；既是个人智慧的结晶又是社会渐进发展的结果。今天，这些矛盾的说法仍然充斥着摄影的历史，或者说，充斥在摄影的多种历史版本中。尽管摄影的历史随着时间和环境的变化而变得相当复杂，但它的基本轮廓在1839年时是清晰的。那些关于摄影的过去与现在最基本的说法，已经表现了摄影与自然界的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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