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罗街道上亲吻士兵的老妇，日本地震中倒塌的房屋，班加西医院里血淋淋的尸体和残肢断臂。这些由手机或数码相机拍摄的影像通过Twitter、Tumblr、Facebook等渠道，充斥着我们的生活。远离战火与灾难的普通人，依旧被这些触目惊心的画面震撼。
对这种情形我们并不陌生。随着新媒体工具与社交网络的广泛应用，来自危机现场的冲击画面转瞬间就可以直接出现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的电脑与手机上。自2009年伊朗人民为抗议内贾德统治涌向德黑兰街头起，社交网络就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即使我们对技术并不在行，也无关紧要。
班加西al-Jala医院的太平间。VII图片社记者Franco Pagetti拍摄。
2009年伊朗选举示威结束后，关于新媒体在此类全球危机中是否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的争执一直未曾停歇，但新媒体在记录事件进程中的角色却无人质疑。社交网络所起到的联系作用既能成为一种观察手段，帮助我们了解不允许记者进入的利比亚等国或震后无法保持正常通信手段的海地等地区的实际情况，也可能在拥有技术实力的独裁者手中成为一种监控手段。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骚乱的起源，也可以帮助我们见证历史性时刻。但新媒体的出现同时给报道摄影带来挑战：在一图顶万言的时代，如何做到一言九鼎？
新媒体带来的技术优势让报道摄影师与冲突现场未经训练的拍摄者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无论摄影爱好者还是专业摄影师，如今都可以借助社交网络平台迅速将自己的照片公之于众。新闻机构在已有技术手段外，发现了寻找图片报道的全新空间。
美联社摄影部主任Santiago Lyon表示：“Twitter是一个很强大的工具，能帮助新闻机构掌握事件的潜在发展状况与动向。”美国新闻机构所使用的报道图片大多来自美联社、路透社、盖蒂图片社三家机构。“每当出现突发新闻，无论是重大危机还是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等类似的焦点新闻，我们都会主动在社交媒体站点上寻找图片线索，进行关键词搜索、浏览Twitter和Facebook、主动访获信息等。美联社内部有一个相当稳健的机制鉴别并寻找公民记者，对我们感兴趣的对象有专人负责与他们联系。这些内容由一个专门机构处理，其工作包括信息审阅、确认使用、交叉对比、参考鉴定等。”
有拍照功能的手机出现将每个普通见证者都变成了潜在的摄影记者，成为大新闻机构的奇兵。Lyon举了这样一个例子：Alaguri是班加西的普通市民，二月中旬西方记者刚刚开始进入利比亚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联社在那儿的线人。“我们发现一个住在班加西的家伙向网上上传了很多照片，我们跟踪查找到他的Facebook账号，与他取得联系，对话，询问相关的问题，查实他宣称的身份，得到他照片的使用许可，并雇佣他为我们工作一段时间。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在上周末没有任何影像资料从利比亚传出时拿到独家资料。我们的客户很满意。这次报道我们领先了所有竞争对手，这些照片遵循最传统的报道方式，真实可信，来源确凿。”
照片的来源与验证通常是个大问题，其出处与上下文环境往往在不断的转发与分享中丢失。如果决定使用这些照片，新闻机构如何才能确保他们联系的对象就是摄影师或图片的版权所有人？如何据此安排照片的分发销售，这其中是否又涉及到经济问题？确定照片的原作者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Lyon表示：“这个问题非常棘手，社交媒体就像一个嘈杂的房间。层层转发之下，最早发出这些消息的账号和缘由已经难以考证。”
2010年海地地震后，版权问题让法新社与盖蒂图片社如坐针毡。摄影师Daniel Morel在他的Twitter和Flickr上发布了一些来自震后太子港废墟的独家照片，这些照片随后被一位名叫Lisandro Suero的多米尼加人盗用并发布到Twitpic上。法新社与盖蒂与Suero签署照片使用协议，并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