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寻找·重构
2007-8-3 16:45:24  

中国当代风景中的摄影和影像艺术

鲍昆

       自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的社会进入了一个剧烈的转型期。这种转型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艺术诸多方面。作为现代表现媒介的摄影，也积极参与了这场深刻而且广阔的社会变革。这种参与表现在两个方向：一个是作为艺术媒介的本体性发展；一个是作为反映社会历史生活的公众媒介的发展。这两个方向相互交织，互为因果，构成了中国当代视觉艺术整体发展面貌的一个重要领域。和其他艺术领域一样，摄影也经历了文革之后来自多方面的震荡，经历了初始襁褓期的振奋，和成长过渡期的阵痛，以及成熟之际暂时的迷茫。回望反思这近30年近似于蜕变的摄影之程，梳理其间各种思想观念的碰撞与嬗变，探讨它与社会历史生活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对于今日所面临的咄咄逼人的全球化景观，既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我们从文革后期开始清理这一过程，显然需要有一个大致的历史分期作为时间纵轴之上的坐标，以便我们能够逻辑性地梳理这一历史。根据此期间的各种现象的时间逻辑关系，我们大致可以按如下时期划分，它们是：1，文革末期--四五摄影运动（1972-1976）；2，后文革时期--前卫的四月影会（1977-1981）；3，多元发展时期--"现代主义"的崛起（1982-1989）；4，纪实摄影和沙龙娱乐摄影并起发展时期（1990-2000）；5，观念摄影和摄影的市场化时期（2000-）。下面我们就从这一时间顺序开始检索和分析中国当代的摄影史。

文革末期--四五摄影运动（1972-1976）

     这一个时期本来超出本文探讨的重点，但摄影是一个和工业文明有着密切关系的文化现象，它建立在工业、科技和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基础之上，而且和其形成荣衰共生的线性关系。这是摄影与其它任何艺术媒介都非常不同的一种特殊性。因为文革中中国的摄影工业获得非常快速的发展，并且为之后中国的一系列摄影运动提供了民间人才的准备，所以我们探讨新时期的摄影现象，必须从这一阶段开始。

     中国的照相机工业起步于1956年，但当时只是属于试验阶段的小批量生产，没有市场化。1958年，一些生产厂家的产品开始投放市场。囿于当时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水平低下，照相机属于生活的奢侈品，所以普及程度非常低。进入1960年代以后，上海的照相机工业开始形成较具规模的开发和生产能力，国产的照相机才开始较大规模的进入市场。因为当时国际对中国封闭的环境，中国的照相机工业面临一个非常好的国内市场机遇，但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这一机遇阻断了。度过暂时的社会混乱，在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鼓励下，照相机工业很快开始复苏发展， 1973-1975年全国的照相机厂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成立或重建，生产量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中国的感光材料工业也迅猛发展，国产感光材料已经基本能够满足市场的需要，而且价格低廉。这一切为摄影的社会消费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基础。

     进入文革末期，在北京这样的城市，收入较高的干部、知识分子家庭拥有照相机的已不鲜见。在灰色的文化禁忌年代，一些年轻的城市民间小知识分子[1]的摄影沙龙开始萌芽。这些姑且称之为沙龙的摄影爱好者的自由聚汇，兴趣还停留在摄影技术的研讨交流上，但却是民间摄影的萌芽。他们的摄影视场，是郊外野足的山水留影和公园游览纪念照，还不具备对社会生活的更自觉的观看意识。只有极少数的人，具有一定的造型艺术意识，尝试拍摄一些静物和肖像，但其趣味也局限在构图和光线的技艺追求上。

     1976年的政治波澜才真正将摄影以运动的方式推上了中国的当代历史。这一年的4月，对周恩来逝世的群众悼念活动，酿成了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一场震惊中外的政治事件--四五运动。这场完全自发的群众运动，实际上是当年1月周恩来总理逝世后群众悼念活动的继续。那年1月8日，为中国革命奉献了毕生的周恩来总理，在病魔的折磨和四人帮的迫害下，含冤辞世。周恩来一生鞠躬尽瘁的勤勉，是人民敬仰的道德楷模。在他即将走到生命尽头之时，还受到四人帮多方面的攻忤，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义愤，加之人们对文革倒行逆施的愤慨，这场抗议运动于是在4月5日清明节之前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