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理论的新世纪启迪
2008-10-31 11:23:22  

    郎静山以“一代大师”的主流气势，挟其长寿之运，榜样性地影响了中国摄影文化的发展流程。郎静山摄影的总体与深层剖析，本应成为中国摄影理论的重要置评命题，却至今只有赞誉而少实评。如果郎静山的创作实践，其化实为虚是为一种观念贡献，则以此为创作传统的摄影方式，在电子影像风靡的新世纪里，本应使郎式传人们在虚拟影像的潮流中，英雄倍有用武之地。倘若如此，中国摄影理论对中国摄影流派的欠缺理论分析能力，岂不是无助于在合乎其强项之时尽显风流的缺席与失职吗?

    我认为，郎静山“集锦摄影”的创造性在学术意义上并不高，他只是借助摄影的科技特性，而假物中国绘画的形式的一度成功移植挪用。影响郎静山的个人创作成就，以及造成以他为榜样使中国摄影模式化沙龙化的，是郎静山的虚拟式摄影表现的实质，徒具形式而严重缺乏想象力。这也就是在艺术原创力的原则上衡量，郎静山的创作达不到“大师”级高度的关键之处。

三

    因而，从历史的原因和中国摄影文化的实际考量，在新世纪的电子影像创作领域，中国摄影面临的主要素质不足，乃是艺术想象力的局限。在“虚拟实境”的创作领域，最可宝贵的就是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能力。由此而言，郎静山的“集锦”，空有挪用，实欠创造。做为主流派的摄影模式，这即是中国摄影的单薄特色，这种长期的一统观念同时也形成对中国摄影多元化发展的严重制约。
从理论的学术意义言之，从“大师”郎静山算起，中国摄影尚在摹仿西方成功摄影表现方式的学习时期。知此，方能冷静认识面临电子影像时尚的自身底气与观念局限。

知已知彼，百战不殆

    祖先的精辟见地，可以用在中国摄影理论的探讨中。中国摄影理论的误区，在于并不知已。

    而不知已，也会对知彼造成错觉。简言之，只有在充分知已的条件下，才能达到真正知彼。

    接受以西方观念为主导的电子影像时尚的挑战，在不知已、欠知彼的理论与观念情况下，难免不是卷入一场盲目之战。理论是否已经拖住了实践迈进的后腿，这本应属于当下中国摄影理论必须严肃对待的绕不过去的重要问题。

    “新时期”一度活跃的摄影理论思路，在“纪实摄影”命题的深化进程中，曾经触及到“摄影真实”的本质问题。关于“摄影真实”，在涉及到操纵照相机的作者的当口，一如以文字做史记的“历史真实”，即使是通过机械(照相机)的光学(镜头取像)与化学(胶片感光)的客体(客观主体存在)而生成的特质(影像)，在学术的思辩方面，其“其实”(真相)受人为的主观制导的因素，仍然具有质疑的空间。摄影图像如此在哲理思维中排除不掉的主观存在性质，实则已经参破了“摄影真实”的假相可能，一个被摄影纪录的真像，深究下去，可能会是一个构成悖论的表面现象。在排除道德因素之余，其客观的“纪实”仍是一个深可争议的论题。

    “摄影真实”所潜隐的这一类疑惑现象，随着电子影像的进场，更增加一层提供反证的凭据。电子影像的“可制造”性，使本来已绽露的摄影假象性的问题，更加悬念丛生。中国摄影界在新闻摄影和纪实摄影的“真实性”问题方面，面对电子影像上市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如何防止做假”。这种非常的敏感反应，皆来自于特定时期“假照片”大肆泛滥的条件反射。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宣传摄影大肆流通籍“辩证法”行“变戏法”的传统“摄影创作”手法，此“国情”现象本身即是摄影理论和批评现成的研究资料。

    电子影像的技术便捷，使得照片做假变得更方便，且天衣无缝的更难识破。电子影像出现的理论意义，对已经进入瓶颈的中国纪实摄影争论，从旁侧角度揭示了其所谓的“真实性”，实则仅是相对于摆拍成风时期公然做假的摄影观念之反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