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之“学”———理论是什么？
2008-2-20 11:21:04   中国摄影报

 理论，它不仅表现出一种深刻的人类直觉，同时也能洞察到具体事物在变化过程中的普遍性质，因此它的另一个说法就是思想或者观点，亦即：理论。既表达思想，也提供观点。
　　 对于摄影作品与摄影师的阐释与解读，有选择、有倾向性的现象描述，同样是理论存在的一种方式。观点与思想在这样的文稿中处于曲折展现的状态，而史料的钩沉，个案的分析，现实状况的梳理，则是将摄影作为物的存在进行学理上的归纳提炼，它并不能给予一个摄影实践者获得所谓成功的捷径，但是却一定能够给予那些在思想和精神上渴望得到提升的摄影人以新的、不断的启示。
　　建立新的、适应人的需求和进步的价值观，是摄影理论世俗化功能的重点所在。摄影从仿画到写实，从追随艺术到传播观念，每一个时期、每一个阶段，几乎都有引领主流的价值观，而在一波覆一波的变迁中，作为人的情感与思想的寄托物，这一载体的性质是不变的；同时，它作为艺术的一种表现形式和作为介入社会改造的一种媒介的身份也是不变的。理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始终在鞭策和鼓励着摄影，无论作为艺术还是媒介，它赋予人的情感与思想，必须是有益于人类向上的整体利益，有益于文明的进步。
　　在精神产品的制造领域，名利的诱惑和欲望的累层积淀之于制造者人格的影响，远甚于物质产品的生产者，但这种旺盛的名利欲却是促使它的制造者追求精神本源的持久动力。摄影师与文学、绘画等其他艺术创作者相比，由于摄影技术的简单易学使得人们始终怀有这样的一种错觉：照片之中蕴含的、属于创作者个人思想与智慧的成分，先天地弱于他者；摄影是一门技术大于思想、机遇大于智慧和实践大于理论的职业。确实，在摄影的古典时代，相机的稀少、摄影师到达各种现场的有限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遗留至今的许多影像成为属于那一时代的经典；但是在摄影早已为数码技术所普及、“摄影师”无处不在的今日世界，偶然的成功已经很难发生，而专业和业余的区别，也早已不再是相机、不再只是身份和供职的单位，而是指挥揿下快门之手的那个大脑。
　　经验与技巧可以复制，然而思想，尤其是独立见解的拥有，却是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
　　思想与观念的浸淫、理性思维的培养，乃至于一个人心灵和胸襟以及行为方式的改变，是一种长期的滋养，也是水到渠成、潜移默化的过程。作为一个摄影师，读没读过本雅明的《摄影小史》，知不知道“作为艺术的摄影”和“作为摄影的艺术”的各自内涵，在一幅或者几幅照片中是看不出来的，在一年半载的实践中也是难以分辨的，但是区别一定存在；而且怎样读，理解与接受到怎样的程度，就像刚刚开始摄影时阅读与从业三五年之后再去重温一样，都会拥有全然不同的收获。实际上，在同一个报社或摄影团体中，机遇与条件相等而成果却有着巨大反差者并不鲜见，比较看来，在刻苦和激情之外，理论的填补与思想的锤炼应该是导致差别的根源之一。
　　摄影之“学”，惠及摄影之外。就《明室》而言，罗兰·巴特谈的虽是摄影的纵横，但缺乏哲学知识铺垫的读者，除了对其中只言片语做经验式理解，只能不知所云，因为在他的摄影问题之下是符号学和现象学意义上的观点，摄影只是他阐述问题的一个道具；而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照片：没有围墙的妓院》给予摄影人的借鉴远远逊色于对传播学的贡献；而桑塔格的《论摄影》，其意义也超越了摄影层面的功利教化，成为文化批评的杰作；《摄影：中产趣味的艺术》出自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之手，其文化社会学的意义显然甚于对摄影实践者的指导。许多在哲学、艺术、社会学、心理学和传播学领域卓有建树者对摄影不约而同地产生兴趣，并有各自不凡的见解、卓识，这既是思想者对于摄影和摄影实践者的理论营养，更是摄影赋予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可贵灵感。
　　最后，摄影理论事关摄影生态的建立与维护，并且也是摄影理论价值呈现的关键所在。摄影无论是作为绘画的奴仆还是作为战争的工具，无论是被政治意识形态所奴役，还是被强大的商业利益所侵蚀，都是一种不正常和非健康的状态，或者就是一种功能异化的表现。在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国家，摄影生态的恶化，既有摄影实践者的责任，更有理论滞后与孱弱的根源。就中国摄影而言，摄影实践在20世纪末期展开的由政治属性向艺术属性和媒介属性转变的革命，正在发生并渐渐体现出令人乐观的景象，而理论，也亟需从过去那种狭隘的、功利的和政治化的桎梏中摆脱出来，将中国现实摄影实践中产生的具体经验，借助于理性思维对事物本质做形而上学的分析，最终获得摄影在中国的存在与变化的普遍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