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摄影悲剧的逆受反应及其它
2008-8-29 10:47:57  

   根据纪实摄影的真实性的视觉特征和从美学范畴的悲剧概念出发，纪实摄影的悲剧艺术一方面引起凄怆、悲哀、忧伤的感受，另一方面又引起一定的美感的愉快感受，我把这种既矛盾又统一的情感反应暂称为“逆受反应”（喜剧、滑稽的美感则称为顺受反应）。

   （一）悲剧意识，在纪实摄影中回归

    落笔阐述撼人心魄的悲剧形象，首先想到的是美国詹姆斯·纳赫特威拍摄的《苦难的索马里》：那位躬身抱着小孩尸体送葬的索马里母亲，脸上凝聚着深深的苦难和痛楚，代表着母亲痛葬亲子的那种悲伤。这幅纪实性作品，把艺术形象的典型性与现实性统一起来。悲剧形象的典型性越强，引起的逆受精神的反应也就越强烈。我们欣赏这幅作品的典型悲剧情节时悲愤交集的情绪同美感交织在一起，都是逆受精神反应的结果，也就是悲剧美感中必然具有的特点。

    人类的历史充满悲剧性的事件，个人的生命、社会历史和艺术过程，与纪实摄影的悲剧题材是息息相关的，但悲剧性的纪实摄影作品在中国的1983年以前还是凤毛麟角，“禁止拍摄”和“封锁发稿”，给后人留下无法弥补的空白。

    带有悲剧意识的摄影虽在中国历史上姗姗来迟，可是它却同纪实摄影一样在1976年4月5日同步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我认为第一张或称第一批悲剧性摄影作品应该是从18年前的“四五”运动所诞生出来的纪实照片算起比较合适，其中《力挽狂澜》、《让我们的血流在一起》等佳作充满着十分浓厚的悲剧意识。这些摄影作品，不仅记录了中国一个相当重要的历史事件，而且也记下了中国纪实摄影的第一个悲剧典型形象。

    （二）悲剧特征，在纪实摄影本体寻找。

    从美学悲剧的概念上理解，纪实摄影悲剧意识有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首先是悲剧人物必然具有这样或那样的伟大的、正义的或者正面的素质。这也就是说，凡是悲剧人物在性格上，总是或多或少地包含着某些方面的正面素质，他们的命运总是这样或那样地与特定社会历史的进步趋势和人民群众相关联的，但不一定是伟大的人物。第37届新闻摄影1994年鉴封面是法国西格玛图片社安托·盖里奥1993年1月拍摄的《萨拉热窝的孤儿》。画面主体并不是战争环境中死亡的悲剧人物形象，而是数十万个孤儿当中的一个孤儿。波黑在这场无休止的长达一年的战争中已有20万人丧生，她是一个无须知道姓名的普通悲剧人物。

    纪实摄影悲剧的第二个基本特征：悲剧人物的不幸、痛苦和灭亡，必须具有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必然性。这就是一般悲剧的社会根源和必然性。在这里，我必须说明一个问题，美学理论上认为一个具有正面素质的人偶然被山上滚下来的石头打死，或者偶然被一条疯狗咬伤中毒而亡，或者由于生理上的疾病带来终身残废的痛苦等等而造成的不幸，都不具有悲剧性质，没有美学意义。新闻学上有一句格言可以说明新闻的价值：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其实不然，疯狗咬死人，对于纪实摄影、文字报道来说都是具有新闻价值的。如果事件发生在城市，对于违反城市禁止养狗的规定可以做出批评性报导；在农村，也可以对养狗的当事人进行批评或追究民事责任，均可作追踪报道。现在，已有不少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摄影家从人性、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以医护人员和社会对病患者的关怀为背景，把镜头对准癌症患者和精神病人，记录临终者在死亡威逼下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折磨，这种悲剧的逆受反应同样是很感人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作品时所有的同情心一下子就被点燃了”。而俄国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二重人格》也是写“疯人”的痛苦，作者对于主人公高略金的疯癫的描绘，虽然细致入微，但主要只是写出了这个人物生理上的痛苦体验，而未能揭示悲剧的社会根源，美学家则认为这样背离了现实主义，只是表现精神病学的自然主义的东西。由此可见，纪实摄影的悲剧概念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概念的外延比美学意义的概念更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