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郑景康
2007-6-5 9:53:14  中国摄影在线

     郑景康  摄
郑景康个人回忆：
毛主席夜里看我的展览
    我第一次见毛主席，是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主席问我：你是谁?千什么的?我说，我是照相的。
    在这之前，我在延安搞了个摄影展览，地点在蓝家坪(杨家岭对面)文化俱乐部。展出后头一天，贺龙、任弼时去看了，都说好。江青也去了，晚上她带毛主席去看的，看后，毛主席说：“他能够抓住动态。”当时，张仃、艾青住在那里，他们事后
告诉我的。
    1944年，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毛主席活动较多，我照了毛主席一张相，后来作了标准相，直用到进城。主席对我说，不要光照我一个人，要照就照我和群众在一起的。
    1964年，我给毛主席拍了标准相，是同孟庆彪、
杜修贤一起去的。
    康生曾用摄影在上海掩护过工作，他搞圈套，在延安时，他送过我一个不锈钢显影罐。康生看得起我，主要由于我抓活的，反映本质。像打仗抓俘虏，要活的。
    (1977年5月3日，郑景康回忆，蒋齐生记录；见《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它》，P301，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
片段之一：郑景康拍《红绸舞》
    1955或1956年，我(即蒋齐生——编辑)在新华社上海分社读到—份摄影讲课稿，作者是郑景康，材料编印者是新华社摄影部。这是我第一次读到郑景康的文章，我觉得文字不但不通顺，而且有些杂乱，逻辑观点都不够清楚，读起来很吃力。我当时出于维护新华社声誉的义愤，很激动地给摄影部领导写了一封信，认为不应印发这样有损新华社声誉的东西。……从上海回京后，我又在摄影部公告栏里看到公布的郑景康人像摄影室为全国劳模拍的若干人像照片，觉得有的像照得太丑了。这样就形成了我对郑景康“不怎么样”的看法。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真正“不怎么样”的，是我对他电的看法的主观性、片面性和肤浅。实际上，那时我对郑景康还一无了解，未经仔细的调查，就轻易乱下结论，这只能说明自己幼稚、浅薄。
    就在这一年，我们一个文工团要出国访问演出，需要拍些他们演出的图片资料，部里派我也去了。当我和其他几位记者在台上找角度，按快门的时候，我发现郑景康一点也不着急，坐在观众席卜观看演出，到了需要出动的时候，他才站起来，从右方走上舞台，端起相机。就在这次拍摄中，他拍了一张《红绸舞》，那是真正的杰作，同去的四个记者中，就他拿了头彩，使我惊讶和叹服。这张纤绸舞，据说，最初编辑没有看上，当废品处理了，是郑景康自己放大出来，才赢得编辑喝彩和大家
赞赏的。(见《蒋齐生新闻摄影理论及其它》，P233，中国摄影出版社，1996)片段之二：“写—本中国摄影五十午”
    郑景康同志是我国摄影界的老前辈。他以摄影为终生的事业。在我们党的摄影记者队伍中，他是最年长的一个。他是我国许多中年的新闻摄影工作者的老师。……
    郑景康同志是在听到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而极度悲痛之后，一病不起的。不过，他人瘫痪了，思想却没有瘫痪，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关心着党的新闻摄影事业的未来。1976~2月中旬的一天，当(即蒋齐生——编辑)我同几个同志去看他的时候，他已不能起坐，他的眼里已失去往日那样的炯炯神采，发音也已不清了，但是他一认出我来，就劈头给我提出一项“任务”：
    “写一本中国摄影五十年。把我们自己的摄影史写出来。我们的摄影，新闻摄影，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要把自己几十年的经验很好地加以总结。我们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他一再说：“一定要把它写出来。”我一边努力辨听他的发音不清的话，一边心里想，他病成这个样子，生活不能自理了，却还想着我们党的摄影事业。可是，在当时，哪里有写这么一本大著的条件呢?为了不使他失望，我只好应付地对他说：“好呀，你赶快把病养奸，我们一起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