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戴戈之——1957年中国摄影理论研究的历史语境一瞥
2007-10-31 9:28:27 文/罗布 中国摄影

    戴戈之对新闻摄影独立性的强调，先是出于1954年他在新华社摄影部的一次业务讨论，次年他把相关思考写成文章在《学习通报》上发表。当时新闻摄影领域的一个特出特点是：新闻摄影集中在宣传上级指示、报道先进人物方面，摆拍和组织加工而成的“图解式”报道十分流行。根据新华社《摄影业务》杂志1956年第1期的调查，当时新华社发表的照片中，80％是摆拍的。这些照片不仅谈不上艺术感染力，更谈不上良好的“可视性”。在这种情况下，戴戈之认为，在考虑报道题材时，应该充分考虑文字报道和图片报道的各自特性：“两者的性能既然不同，它们的任务也不一样。所以，有些语言新闻大量报道的题材，不一定适合图片的报道。图片报道有它自己的、广阔的活动场所。有些同志强调从政治要求出发，而不首先考虑图片的特点，它能不能担任这个任务。我认为使用一样工具只从主观愿望出发，而不考虑它的性能，一定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而不顾政治效果的政治要求，实际上只能是主观主义的要求。”@在1950年代，戴戈之是最早提出要尊重新闻摄影特性的入之一，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味地用图片报道图解政治任务的思路是对新闻摄影的主观主义要求，“一定不能得到预期的效果。” 
    但如果回到1957年新闻摄影置身其中的历史文化语境，就会发现对新闻摄影真正提出“主观主义要求”的不是别人，正是戴戈之本人。对于当时的新闻体制，蒋齐生精彩地概括为两个特点， 其一是：“新闻媒介；阶级斗争工具，新闻‘政治，新闻报道；执行政治任务；只有从上而下的宣传，没有自下而上的舆论监督；
  只能报喜，切忌报忧……”；其二是：“只讲‘宣传党的政策’，不讲“反映实际情况”；只讲新闻的政治性及做阶级斗争工具，不讲新闻应当传递信息、传播知识、反映人民群众心声；只讲新闻的工具性，不讲新闻自身的特性与规律……”⑾这样的新闻体制与
  1957年反“右”的特殊政治气氛相结合，对讨论新闻摄影或文学艺术党性和阶级性之外的任何属性都没有留下哪怕是一点点空间，戴戈之对新闻摄影自身特性的强调，自然而然地被批判为在报道中不首先考虑政治要求，而要首先考虑图片特点，不管多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不适合图片特点的就不报道或少报道：“一句话，就是排斥政治，不要政治。”
  30年之后，结合党的文艺方针的调整(1978年6月13日，《人民日报》以《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为题发表文章，在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阐释上，只强调“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而舍弃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提法；1979年，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正式提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经历了对长期以来漠视人的主体性的反思并吸收当时思想界对入的主体性研究的成果，蒋齐生大声呼吁在全面改革中，要勇敢地“树立新闻摄影的主体性原则”⑿，不仅要研究新闻摄影的特性与规律、新闻摄影的真实性原则、美学特性等，还要认真研究摄影记者本身和拍摄对象，要借鉴其它艺术的成果，使新闻摄影成为一种具有自身主体性和艺术特点的报道形式。
    本文将戴戈之与蒋齐生的摄影观点交叉阅读，并非随意为之。他们二人的新闻摄影经历和对新闻摄影的思考具有相似的起点和环境：二人为新华社摄影部同事；1951年，蒋齐生由于眼痛病发作，不能正经读书做文字记者，就在1953年改行做了摄影记者，大致同期开始留心摄影理论研究；戴戈之1952年9月从《浙江日报》调入新华社摄影部，10月底到哈尔滨采访苏联向中国移交中长路，结果哮喘病复发，就地住院治疗近一个月；回到北京，摄影部主任石少华说你身体这个样子，就在摄影部做编辑吧。因此，戴戈之也是从1953年开始摄影理论研究。可以说两人的摄影理论研究同时起步，一时间两人的文章亦可称春兰秋菊。笔者认为，1950年代摄影理论研究的“四大金刚”其实还可以加上一个蒋齐生；而如果戴戈之的摄影理论研究不在1957年嘎然而止，他后来的成就也当与蒋齐生在伯仲之间吧——可是，历史怎么容得下“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