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策:再贴一篇近来写的文章吧，谈诗的。
2007-5-27 17:19:12  中国摄影在线 烽火台论坛

再贴一篇近来写的文章吧，谈诗的。
发言者:藏策 
发表时间:2007年5月24日 22时11分52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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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穴道 
藏 策 
一 
雅格布森谓诗为隐喻的艺术，从而将其与作为换喻艺术的散文区别了开来。我一直认为，雅格布森的诗学理论，是20世纪最为经典的诗学杰作之一。他的思路亦给予我以极大的灵感，使我在洞悉了图像的秘密之后，终于在21世纪的第一个年头里，给摄影也在这一坐标中找到了一个位置，我进而提出了——摄影是提喻的艺术。
我知道我这叫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同时也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人站到我的肩膀上来。不过现在只说诗，不说摄影，所以我也就还需要站在雅格布森的肩膀上多呆一会儿。按当代西方最为开放的文体理论看，诗与非诗，在文本的表层上，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一段散文如果分了行写，你也不能说它就不是诗。分了行写，是把文转换成诗的不二法门。在这一点上，梨花教女诗人赵丽华显然更为心领神会，并且以她的写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而被赵丽华所点悟，在一夜之间也都纷纷地成为了梨花体诗人的网友，又何止千百万人？一个在赵丽华指引下的全民皆诗至少是全网皆诗的大跃进时代，似乎就要来临了……
然而事情远非如此简单。雅格布森还告诉我们，诗的文本深层，是自有其一套“语法”的。而这种文本深层的“语法”，或曰话语规则，才是甄别诗（好诗）与非诗（劣诗）的真正标准。在此意义上，梨花教女诗人赵丽华的诗，可称之为是外延意义上的诗，却不是内涵意义上的诗，是文体意义上的诗，却不是文本意义上的诗，质言之：是诗，但不是好诗。当然，如果从讽喻的意义上，梨花派作为一种仿诗（滑稽模仿），是不是也一无是处呢？我认为不能这么说。赵丽华的诗，对诗加以“戏拟”的结果，是让诗走下殿堂，落草棚户。这算不得是什么文学创新，至多是一种大众文化意义上的颠覆或搞怪。赵丽华写她的梨花诗本没有错，许人家给蒙娜丽莎画上胡子，就不许赵丽华给诗弄个“马甲”？可赵丽华却自己也真把个“马甲”当诗了，还总说是因为读者水平低，读不懂她的诗云云……这可就有点不厚道啦，有点把小聪明当大智慧了。——这是题外话。
雅格布森的两个纵横交错的语义轴，让人们发现了语言深层的那张网，或者用一个特有中国味的词说，那叫发现了语言的经络。
语言的经络是由隐喻和换喻编织起来的，而话语中某个聚集了密集的语义的结节点，就好比是语言的穴道。这样的穴道一经触及，便会发生神奇的语用效果——而诗就是在这些语言的穴道上弹奏出来的。
语言的穴道，其根本特征其实是“互文性”的，通俗的讲，也可以说是文本间互联互通的联络站。旧体诗里的用典，就是种比较简单的互文方式。 
二 
所谓的诗性，千百年来不知迷倒，亦更不知难倒过多少人。而在我看来，其实不过就是上面所说的“语言经络学”。在继续做更为深入的探讨之前，有一些知识方面的问题，还得先普及一下：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隐喻是什么。
隐喻是什么呢？有人说，大概就是比喻吧。应该说大致不错，以前确实有人称隐喻为比喻，称换喻为借代。但又不尽然。首先，喻说理论并不就是传统修辞学中的修辞格，如果用比喻来称呼隐喻，容易造成喻说理论就是传统修辞的某种辞格的误解。而更为重要的是，隐喻并不完全就是比喻，隐喻包括比喻，但要更宽泛一些，它可以包括纵向语义轴上几乎所有的纵聚合关系。如： 
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 
其中的“白日”与“黄河”之间，“山”与“海”之间，“依”与“入”之间，按传统修辞格看，并不能构成比喻的关系，但它们之间却存在着隐喻的关系。顺便说一下，“白日”与“山”之间，“黄河”与“海”之间，则是换喻的关系。
赵毅衡先生在《说“超隐喻”，兼序藏策文集》一文中说： 
西语Metaphor，既是总称“比喻”，又是小类“隐喻”，本来就乱，无怪中文译名更加混乱。我们抛开西语不谈，中文里，总称应该为“隐喻”，而不叫“比喻”，不是因为修辞学或符号学书上说的，隐喻不用像似词，“喻”而“隐”之，而是因为使用者大多并不感觉他们是在“一物比一物”。 
值得注意的是，隐喻还可以是跨越文本的。比如，我们可以说“橄榄树”、“思乡曲”之类的东西，与中国传统的“故乡”观念之间，是隐喻的，而鲁迅的《故乡》与之构成的则是讽喻（反隐喻）的关系。
诗性——语言经络学——作为诗之所以为诗的深层语法，是共通的，也是相对稳定的。无论古诗、新诗、现代诗……都盖莫能外。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诗，真的能够那么“纯”吗？从旧体诗到新诗到现代诗……真的就仅仅是形式的演变吗？ 
三 
语言经络的穴道（其实这也是种隐喻的说法），与人体经络的穴道，毕竟是不同的。人体的穴道是先天的和固定的，而语言的穴道则是变化着的。过多地重复使用某些语言的穴道，就会形成陈词滥调。而陈词滥调又往往会被专制主义意识形态所利用，变成所谓的“超隐喻”。
什么是超隐喻呢？这超隐喻又是我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时候发明的一个概念。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而绝不是“超出”隐喻或“超越”隐喻的意思。我是根据德•曼的解构修辞理论、弗莱的原型理论和海登•怀特等人的文化诗学理论，最终自创出了这一术语的。那么，我为什么自创出这么一个术语来呢？应该说我是用心良苦的。
什么是“过分”（超）的隐喻呢？先说隐喻中的比喻，说“人是铁饭是钢”，这是一种比喻的说法，谁也不会真的把自己当成铁人，每天弄三顿钢块来吃。又说，“君臣如父子”，这也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其实君臣还有如师徒（如皇帝和他的老师，皇帝征求大臣意见）的时候，甚至也有颠倒了父子关系（如溥仪在幼年时）的时候。但人们却不这么认为了，皇帝当学生的时候也是“父”，甚至只是一个小儿的时候，还是父。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君臣如父子”的这个比喻，被“过分”（超）地隐喻了。把皇帝说成“龙”，说成“天子”，也都是一种比喻的说法，但也都被当了真，这也是被“过分”（超）地隐喻了。那么为什么人们对“人是铁饭是钢”这样的比喻，不去当真，而对有关皇上的比喻就当了真呢？因为有关皇上的事，关系到封建的极权统治问题，于是意识形态当然就要进行编码了。
对我这超隐喻的概念，阐释得最为到位的，当属赵毅衡教授。他说： 
我认为“超隐喻”这个术语，起得太好。我试用轶事来俗讲一下：史传朱元璋让封王的王子，在一排溜儿高僧中自己挑一个带走，给他们诵经荐福。高僧们个个想攀王子以求富贵，燕王朱棣走过道衍（姚广孝）跟前，道衍轻声说：“我给殿下一个礼物，一顶白帽子”。朱棣吓了一跳，赶快指斥并且走开，但是最终还是经不住诱惑，把道衍请到大都。以下的事情大家都知道：没有道衍这个拆字破解隐喻，就没有今天的北京天津，藏策兄也就要另某高就。那么朱棣何必吓一跳？因为超隐喻是不能点穿，不能“说白”的。一旦说“白”，就要出大事――因为隐喻的“不可追问”，天法自然，受到了破坏。
那么使用隐喻者的心里明白吗？连半文盲朱棣都明白道衍何所指，何况他人？这时用不到引《詩经》“丕顯成康，上帝是皇”；用不到用《说文解字》订正“皇，从自（始）从王”，只消明白“普天之下，莫非皇土”这条天理就行了。
超隐喻起作用的关键，在于“不能说穿”。中国古人，一步不差事事遵循儒家伦理条规的，绝对不会是大多数：如果是多数，就不用大力推行，童蒙训练，一生苦读了。所以我赞同“知难行易”：行为上不遵循超隐喻，违规者之多，罄竹难书，书上也懒得记录，叹一声“人心不古”就算了，意识形态比法律更不能责众。但是敢点破超隐喻，说出写出“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两千年只有李贽一个人。超隐喻只能用喻，不能点“隐”。隐，实为语言之隐，文字之隐，这个文本间性，恰好是言说的禁忌区。
超隐喻这个概念，比李奥塔的“元叙述”或“宏大叙述”，比德里达的“逻格斯中心”，都清楚明白，植根于中国语言的历史，更适合中国文化，很值得好好深思展开。既然西方的拼音文字，系词，名词变格，导致西方一连串的理论症结，那么中国的“指事会意”文字，每个字包含隐喻，就应当催生自己的理论。…… 
言归正传，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诗反对旧体诗，其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那时的文言文中已充满了意识形态化的陈词滥调——超隐喻。翻翻当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所谓“八事”者，基本都与反超隐喻有关。
那么，新诗就没有超隐喻了吗？一样会有的，比如：祖国啊，母亲！ 
四 
说了这么多，还没有提到诗人。其实，在现代主义那里，诗人已经死了；而到了后现代主义那里，连文学也都死了。不过，我却不想来得那么极端。
主体间性固然是那么回事，话语塑造主体也一点不假。但正如巴特勒所发现的，男权话语对女性的塑造，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彻底一样，人也毕竟不可能完全沦为话语驱使下的行尸走肉。
其实，我更愿意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去切入诗人与诗的关系。我认为，诗人写诗，乃是对一种剩余能指的追寻。
人的潜意识里充满着各种无名的东西，依弗罗依德说是“情结”也好，依荣格说是“原型”也好，总之都是些尚无能指的所指。而当这些来自潜意识的欲望、痛苦、恐惧等等冲动，进入到人的意识层面的时候，最好的解决之道则莫过于为这些无名的所指寻到剩余能指。在上古社会，寻找剩余能指的工作由巫师担当，在前现代社会，则由宗教人员接任，到了现代社会，又有了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而在既无宗教又无心理医生的文革期间，政治思想工作者则从语录中去找寻剩余能指。）
而诗人因其具有超越常人的操纵语言的能力，故能另寻一套与众不同的剩余能指——语言的魔法——诗。 
五 
中国人大概一直都习惯于吟风弄月、感春悲秋、顾影徘徊，无论是旧体诗还是白话的新诗，总有些脱不到的浪漫因子（当然，也有讲求理趣的，如宋诗派）。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引入，则无疑给了中国诗人一个得以反观自己的参照系，因为现代主义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反浪漫主义。
中国早期现代诗的成就其实是蔚为壮观的，但在49年以后的文学史中，长期以来却湮没无闻。在这里，废名这个名字几乎成为了他们那一代人的一个隐喻——名字被废啦。
看废名的这首题为《人类》的诗： 
人类的残忍
正如人类的面孔，
彼此都是相识的。 
人类的残忍
正如人类的思想，
痛苦是不相关的。 
这首诗恰恰为废名们的被废名，提供了一个注脚——意识形态的隔膜。 
六 
我在前面说，诗就是在语言穴道上的演奏，而非诗则是没找准穴道或是因袭了俗套穴道。这是就诗的总体而言的。非诗先不去管它，单就诗而言，虽然都是在语言穴道上演奏，但不同的诗，所互文的话语资源不同，其所形成的经络与穴道亦不同。从表面上看，旧体诗、新诗、现代诗、后口语诗……其区别在于所使用的语言材质不同，就像在不同的材质上所进行的雕刻一样，石、玉、金属……但刻石与啄玉毕竟也还是有区别的，而旧体诗、新诗、现代诗、后口语诗的深层区别应该是其隐喻系统的不同，从而构成了不同的语言经络与穴道。旧体诗的隐喻系统中固定隐喻较多，偏重历史文化积淀；新诗的隐喻系统多由“情”来构成联想；现代诗的隐喻系统则以现代的思想和理念为语境的；后口语诗的情况则比较多元，更接近所谓的“多音共鸣”、“话语狂欢”……现代诗与后口语诗都与讽喻（反隐喻）密不可分，但两者却有着很大的不同。现代诗主要是反讽，但其基本立场是很严肃的，是隐喻性的。而后口语诗则往往在基本立场上就已经是讽喻性的了。
从话语流变的角度看，能指本来就是个不稳定的系统，而所指又注定永远都会处在不断的扩充之中。为什么四言诗会发展成为五言诗，继而再成为七言诗，最后干脆以白话写诗了？还不是所指无限膨胀的结果。以前一提文学的发展，便要搬出什么“社会发展”、“时代背景”之类，典型的庸俗社会学模式！社会是什么？社会还不是一套众声喧哗的话语系统？而诗不过是在这流变着的话语系统间踩点（穴道）而已。所以“文学改良”永远都还在“刍议”之中，所谓“八事”，不独是对文言文而言，对现代汉语也是一样。 
2007年4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