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
2006-4-7 16:09:41  

    另一方面，北京的乡土毕竟不是湘西的乡土，北京是皇城，北京有一种它特有的博大、深厚和精辟，北京文化代表的是一种博大的、深厚的、精致的中国乡土文化。这是沈从文所没有的，这是超出沈从文之外。沈从文原来笔下的中国不是这样一个中国，但他慢慢在北京呆久了，他就慢慢浸透了北京这种博大的、丰厚的、精致的文化的影响。因此，他再来写乡土小说，就发生变化了。那个韩国学生就说，在阅读沈从文写在北京的《边城》的时候，就发现《边城》和其它乡土小说有着很大的区别，《边城》背后有一种大气，一种阔大、庄严，一种浑厚之感，其它乡土小说境界比较狭窄。他就认为这种博大的、庄严的浑厚之气，是北京精神对沈从文的一个影响的结果，是北京的文化精神先影响了沈从文的精神境界，然后影响到他的乡土小说的创作，使得它就不简简单单是湘西文化的复现，而是在乡土记忆中实现了以北京为代表的乡土中国的另一番景象，使得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乡土小说，同时也超越了他自己的乡土小说。
    第三方面，沈从文在北京看到他梦里，他如此醉心的博大精深的北京文化的美在意识形态中逐渐消失，他对美的丧失的一种感慨使他立刻就联想到他的湘西，因为湘西同样使他醉心的那种淳朴而粗犷的美也无可避免地在消失的过程中。所以，他对北京文化的思考更加深了他对湘西文化的一些思考一些忧虑，以至就引起了对整个乡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消失的可能性所产生的一种忧虑，这包括美学忧虑。这样就使得他的乡土牧歌又渗入了哀歌的调子，而这个哀歌的调子既是献给湘西的，同时也是献给北京的。这是沈从文和北京的关系的一个方面，就是一种乡土的亲近性。同时作为故事中的乡下人，他是不可能完全融入北京城的，即使他完全被这个城市所接纳，他也不能完全摆脱他那根深蒂固的陌生感。
    沈从文对一种文化的判断，常常是从性的角度去观察。有一篇小说叫《十四夜间》，主人公是北京的一个小官僚，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就想找一个妓女，但找的时候，他很紧张，自己是个京官要有架子，他就为这事犹豫不决。有一细节，他叫堂倌去找，一会要找，一会又不找。沈从文说，性爱是体现人的生命力的。他说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人的生命的惰性、怯懦、犹豫不决、无能，比起大胆放肆的乡下人，说明你们生命力的衰落。乡下人的那种热情，要爱就爱，不像你这种犹豫不决。他从这些角度来嘲讽他们。在北京人的生命中那种惰性、怯懦，从中他发现北京古城生命力的衰退，反过来加深了他对湘西雄强生命力的体验，所以最终他保持了维持了乡下人的自傲和自尊。但有的研究者分析，这种乡下人的自尊和自傲背后还隐藏着对北京文化非常复杂的自傲自卑。这就是沈从文和北京之间的关系。
    沈从文与上海的故事
    再简略地说一下沈从文和上海的关系。
    1928年1月2日，沈从文从北京来到上海，一个星期之后给北京的朋友写信。他说，他把在上海住的称为“塌而霉、塞”，就是很狭窄很发霉的一个小房间。他说我到上海第一个和出版社的经理见面。暂且说经理以前藐视他是因为他没钱，藐视态度不说，假装亲热的态度真叫人伤心哭泪。他说，明明是瞧不起我，但假装亲热让我更加觉得受到屈辱，我在北京就不一样，问一个博士借五块钱，博士马上借给我了，北京人不把钱看得那么重，上海人怎么这么怕借钱，怕借钱不要紧，但又假装亲热。他觉得非常不舒服。
    他住在上海，主人也是讲钱。小小房子，每个月要给二房东13块钱，还外加倒马桶费1块钱、打扫灰尘费1块钱，洗衣费1块钱。他说，北京不一样，北京可以欠钱的。他非常怀念北京，不喜欢上海。然后，他说上海最讨厌的是吵闹，吵得头疼，没有北京的安静。他说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深夜去大马路，每一个人的脸我都仔细观察一遍。他用乡下人的眼光毫不客气地看。上海人最讨厌被人盯着看，但他不管，就盯着看，然后统计。他说，100个穿皮领子的新式女人中，没有5个够格，每个人脸上都是憔悴的脸色，每个人好像都是受了伤，每个人都有姨太太或者窑姐的味道。他说，我想我是不适宜做上海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