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笔下的北京上海文化
2006-4-7 16:09:41  

    过去，我们的历史叙述者、历史研究者，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历史审判者，对作家、作品进行我们的历史判定，判定他的价值等等，或者我们称为历史规律的阐发者。我想改变一下自己的身份，我不是历史的审判者，我也不是历史规律的阐发者，我把自己认定为一个历史叙述者。强调讲故事，这是认定方面的变化。
    强调讲故事，就比较强调回到历史现场，强调回到历史的情景中去。讲故事是回到当时的历史情景中来叙述那一段历史，而且这一叙述要特别注意一些历史细节的呈现。讲故事是以描述为主的，所以要特别注意历史细节的呈现，这样才能造成历史的现场感。
    但是也要有分析。大家知道，鲁迅曾经有过一个写文学史的计划，你看他写魏晋，是药酒文人。写六朝文学，就是佛女。他就是抓住那个时代一些典型的文学史现象形态，像药、酒、佛某种文学现象的东西，但他这种文学现象又不是一般的文学现象，这什么意思，就是他的这种文学现象背后反映了一些基本的东西。这是我们文学史写作所面临的一个矛盾，某种程度上说是文学研究所面临的矛盾。
    什么矛盾呢？就是文学是具有感性形态的，是具有模糊性的，是具有多异性的，是混沌的，这是文学的特征；而我写论文，论文比较抽象，必须概括。因此就产生一个矛盾：要么全是感性的东西，你没有概括；要么你有概括，但这些丰富的、多异的东西全没了。这是现在我们文学史研究、文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难题。王瑶先生提出一个处理矛盾的办法，就是典型现象，就是它是现实形态，它保持现实形态所应该有的一些感性特征，但同时是典型的，就是它背后隐藏着一些本质性、普遍性的东西。这样，你就可以既保持现象本身的形象性，同时又说一些普遍性的东西。所谓讲故事就是讲这些典型现象。所以，我对这个学生要求：你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你必须对历史细节、一些现象要有一种高度的敏感；另外，你要有思想穿透力，你能从现象背后看到一些普遍性的东西。而你的论文就是要从历史细节出发，又带有普遍性的东西。
    现在就看看这个学生是怎么讲这个故事的。他说：“本人实际上是讲述了一个乡下人与两个城市的故事。而这个乡下人和两个城市以及故事本身在现代中国和中国文学史中都有很大的典型性。典型性在哪里呢？这个乡下人来自湘西，湘西是中国的边地，因此相对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乡土中国的文化。
    北京是个什么城市呢？第一，那里有作为中国文化起源之一的北京山顶洞人文化，明清以来它作为皇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在近代它艰难而慢慢地经历向现代城市的过渡过程。传统的本质文化在衰落的同时又顽强地存在着，因此使得变化中的北京保留了某种乡土性。但它不同于湘西文化，它是皇城文化，它是处于皇城乡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过程中，所以它有某种皇城的乡土性，这是北京的特点。而上海却是一个按照西方模式建立起来的现代都市，它几乎是十分自然、毫不困难地就和国际接轨，成为“东方巴黎”，一个现代国际大都会，典型的现代大都市，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个象征。
    这样就构成三个区域空间，一个湘西是代表了边地的真正的中国乡土文化，北京是代表了皇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过程中但是保留了很多乡土性的半现代城市，而上海是最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大都市。这三个空间几乎概括了转型期的中国的几种主要文化形态，现在都凝结于沈从文一身，这是历史对沈从文的特殊照顾并选择他来做中国转型期的观察者与了解者。”这样就确定了研究对象的典型性。
    沈从文与北京的故事
    1922年，沈从文从湘西来到北京，从此开始了他独特的生命历程和他的文学生涯。沈从文在《20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这篇文章中回忆说：“我是1922年夏天到北京的，开始住在会馆里。我从会馆出门向西15分钟就到达中国古代文化集中之地，就是琉璃厂。那里除了有两条十字形的街，然后还有十几家大小古董店，小胡同里还有许多不标店名分门别类的、包罗万象的古董店，完全是一个中国文化博物馆的模样。然后再往东20分钟来到前门大街，那里是一个北京繁华的街市，还保留了明清六百年的市容和规模。在那里看见许多大铺子，各具特色，金碧辉煌，斑驳陆离，令人眩目，这使我这个来自六千里以外小小山城里的乡巴佬无一处不深感兴趣。然后跑到罗马大街就看到某某镖局的大招牌，还有骆驼在其中走来走去，我就想这镖局背后有没有当年的十三妹在那里，有没有燕子李三在那儿，因此这些印象让我觉得它像明清两代六百年的文化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