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上来藏策的一篇05年写的小文:“如飞”的“三红”
2007-2-24 11:10:54  

当然，人脑和电脑是完全不同的。但网络世界毕竟是现实社会的缩影——一种提喻——而电脑又是人脑的某种延伸，我的这种比喻也不能说就全不靠谱。
有了如上的认识，我对文学乃至文化的看法，也就有了新的视野。传统的现实主义总是强调文学是对现实社会的反映。这话应该没错，但却绝不是像镜子般的那种简单的直接的反映。生活经历丰富的人很多，但没几个能成作家。我发现，现实，亦或生活，只有当其呈某种与文学相关联的话语状或文本状时，才可能成为“相关文本”，从而与文学“互为文本”。以前听作家讲他们采风或是“体验生活”时，有一条最重要的经验就是用笔去记下当地的语言、风俗、人物，以及各种发生过的故事……这是在干什么呢？这其实就是在将“生活”文本化。
现实亦或生活，与文学的更为确切的关系，我认为应该是种“互文”的关系。
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因其所持的语言观，亦是传统的，也就是将语言看成是透明的、单一的，是可以完全按照人的意愿去传情达意的工具。于是文学研究也便逐步地被蜕变成了一种社会学的研究。而自索绪尔以来的现代语言学研究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今天的现实主义理论，其实是早就需要更新换代了的。在今天的西方学界，已经将现实主义看成是某种古老的神话，不再相信了。就连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杰姆逊也说：“我不太熟悉中国的情况，但在西方，人们一般认为根本不存在现实主义这回事，现实主义只是一系列视觉幻象。现实主义手法完全是一种技巧。……在中国我有个感觉，就是现实主义成了世界上最自然的事，谁也不真正就此进行讨论，只是当人们放弃了现实主义时才有人出来讲一讲。因此不管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得有人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研究……我们需要的是对现实主义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
正如杰姆逊所言，在今天，对现实主义确实需要“进行真正的分析和研究”。现实主义在中国的新文学中，毕竟源远流长，影响了几代作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语资源。那么，现实主义能否与当今以语言符号学为平台的新“范式”顺利“接轨”，并得以更新系统升级换代呢？我近年来对此进行了一些尝试。我从文本社会学那里获得了极大的启发，亦即不再将所谓“社会”看做是某种本质主义的，非语言的，对象化了的存在，而是将其视为是由各种代表着不同利益集团的“社会方言”所共同组成的巨大的话语集成。其间人文话语、官方话语、商务话语、政治话语、专业话语、民间话语、网络话语乃至江湖话语……多到数不胜数……它们之间或各自独白或彼此对话，或和谐共存或冲突对抗……或声音，或文本，或图像，或视频……或电视，或纸媒，或网络，或智能手机甚或街头涂鸦……真的是多音共鸣，交相呼应，无始无终，无远弗界……
那么文学又是什么呢？简言之，文学就是语言的一种特殊的编码方式，能指的价值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凸显，故不同于一般性的以传达具体信息为目的实用性日常交流，并有着其特定的话语规则。
如果把社会生活比作浩如烟海的网络世界，那么文学就好比是有着特殊系统软件（按诗学的话语规则编码）的超级工作站。工作站所加工处理的信息来自网络，犹现实主义之“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处于这一文学工作站之内的“网民”（作家），搜索信息、下载文本、发言发帖，则犹“深入生活”、阅读及写作也。其实，现实生活本身就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大网络，早在电脑时代出现之前，我们就已经都是“网民”了，只是我们自己还不知道而已。
以这种话语的交互作用以及流变过程来重新打量文学、社会和作家，立刻就会出现一个全新的问题，即对于所谓“文学史”的思考。
传统的文学史，一般都是传统史观为出发点，去梳理历史上的作家、作品的，都是着眼于考察“人”是如何在说“话”的。那么，有没有可能从分析历史文本与文学文本的深层话语流变入手，去考察作家是如何被“话”在“说”的，从而形成某种我称之为“深层文学史”的研究呢？我以为这是可能的。然而这又注定是一项极其巨大而艰辛的工程，对此我一直未敢轻举妄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