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上来藏策的一篇05年写的小文:“如飞”的“三红”
2007-2-24 11:10:54  

我在书中的一篇文章中曾说： 
就像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表述的那样，将身/家/族/乡/国等扭结起来的，正是被神圣化了的血缘宗族关系。通过凸显“国”与“家”之间的联想关系，则更加强化了血缘宗族纽带（组合关系）。——后来“国家”、“祖国”等干脆成了一个词。在这种不断被中心化、神圣化、极权化、固定化、终极化的隐喻关系中，一些在二元对立中居于统治地位的“能指”——天/国/君/父等所携带的权力，，如君权/族权/父权/夫权等也就成为了某种“尊不可问”的“天理”，变得合法化、自然化了。所以，如果不能将这些潜藏在语言之中的“超隐喻”意识形态编码滤出，并加以质疑、解构的话，那么一切文化批判都将注定无功而返。…… 
至此，对于那个早年曾经困惑过我的传统文化问题，我也已经得到比较满意的答案了。我在书中的另一篇文章里写道： 
……以有关“超隐喻”的理论来看这个问题，就会有新的发现。传统文化，在携带着专制制度意识形态编码，也就是“超隐喻”的时候，是极其有害的，是需要彻底“批判”的。当然这种批判不应再是全盘否定，而是找出其中的“超隐喻”编码，以讽喻的话语方式瓦解之。这就好比传统文化是一个携带病毒的文件，我们需要做的不是抛弃它，而是用理论这个杀毒软件来清理它解构它（当然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这样，传统文化就未始不可以又成其为国粹了。…… 
后来，我也看到有学者将传统文化分成了“传统文化”与“文化传统”两个层面——其实也就是“内容”与“形式”两个层面——主张继承“传统文化”而批判“文化传统”。读后窃以为知己。
“超隐喻”也成为我进行文学/文化批评实践的一个重要尺度。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文化批评，都是要以相关的文本分析与话语分析为依据的。而“超隐喻”正是我最为得心应手的话语分析利器。书中所收《后殖民主义与中国语境》、《“故乡”与“他乡”》、《“超隐喻”意指下的中国摄影：从“长城摄影”到“俺爹俺娘”》、《“超隐喻”与“俗套”——关于“5•7空难照片”和“白沙迷雾”讨论之我见》等文章，最具代表性。
我从以语言符号学为核心“范式”的“西学”中所得到的最大启发，就是不再以那种本质主义的，而是以一种修辞观的视界，去看待文学，文化，历史，乃至一切事物。我也不再迷信所谓“本源”、“原旨”之类属于绝对“本义”的东西，“本源”其实就在“流变”之中。本书所收《“文化诗学”视界中的屈原与“楚辞”》、《一个“神话”的解构——论“纪实摄影”》等文，都是我这种观念的最佳体现。
再说“话语流变”。当年学术界很多人都跟着罗兰•巴特说：“作者死了。”后来又跟着福柯说：“人死了。”再后更有人跟着所谓“文化研究”去说“文学死了”的。可结果呢，作者非但没死，反而借大众文化之势，日益明星化，变得比文本更为重要了。什么美女作家、美男作家、70后、80后……仿佛一个作家的地位更主要靠脸蛋和青春，而至于他到底写了些什么，谁有工夫去细看。
难道是罗兰•巴特搞错了么？那倒也不尽然。关键是此“作者”还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者”。
作者是什么？作者作为一个“主体”，其实也是种文本。无论是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还是福柯的话语理论，亦或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都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了彼此相似的结论——人对其自我的看法不是自己产生的，而是文化赋予的；不是人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人。
这道理我总觉得与今天的网络世界多少有几分相似之处：整个网络构成了话语的世界，而我们每个人的“主体”，则好比置身于话语流之中的PC机。PC机的系统是被网络话语与网络规则所不断地塑造着的，这就像所谓的“话在说人”，像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塑造”。而另一方面，PC机也不是完全被动的，它可以接受或拒绝某些系统，可以“改写”或重新编码，甚至可以去对网络发起攻击……